读后感
最初是从 B 站 UP 王一快的视频里面喜欢的博主郭锐分享自己喜欢的书单——《枪炮、病菌和钢铁》，不知道背景知识还是翻译的问题，读了半个月后总感觉云里雾里的，所以放弃了。但同时又被书里一些能读懂的观点所折服，不忍放弃，便选择了作者更好理解的书开始读，也就是这本《第三种黑猩猩》。
第三种黑猩猩指的都是人类，因为人类和黑猩猩的基因序列有 98% 以上是相同的，但我们的表现确实天差地别——我们可以说话写字，我们可以形成国家、社会等等。
我将这本书的内容分为三部分：
- 第一部分：人类的演化史，我们是从什么人种进化来的？为什么人和其他物种不一样？其他人种为什么消失了？
- 第二部分：农业的出现，带给人类社会的影响，农业社会的出现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人类总是会有这样的自毁倾向吗？
- 第三部分：人类族群与族群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我读书有个坏习惯，会同时看好几本书，而这本书因为所花时间太长，前半部分已经忘得差不多了，要到写读书笔记的时候，分享欲却不能随叫随到，语塞。
累计阅读时长
12 小时 33 分
2022年 8 月14 - 2023年 3 月 26
笔记
第三种黑猩猩
贾雷德·戴蒙德
182 个笔记
推荐序一 人类是怎么变坏的
好坏是与道德联系在一起的，而道德是与人的自我审视能力联系起来的。审视的标准来自人对历史的了解、对未来的预期。
开启了影响后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组辩证关系：个体与社会——社会发展需要发挥个体的创造性，同时又必须要限制个体对社会整体的破坏。
农业带来高密度的人口使得成规模的暴力成为可能，也就是战争的出现。农业能够产生更多的生产剩余，能够供养职业化的军队，专业化的生产武器的工匠，以及专门的管理阶层。
推荐序二 科学的人类简史
书名“第三种黑猩猩”的意思，就是作为生物学分类的人科里其实有三种动物——黑猩猩、倭黑猩猩和现代智人。
现在让我们看看历史学家撰写的《人类简史》，人类比尼安德特人先进的地方是“想象力驱动的认知革命”？这个说法非常有趣，但遗憾的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尼安德特人也拥有语言，他们为什么就不会八卦、不会讲故事？而且人类与尼安德特人还一起生活过，都通婚、生育过，为啥没有相互八卦、讲故事？因此所谓人类比其他物种更先进的地方是拥有想象力，这一说法实在是既没有科学依据，也罔顾其他动物的能耐，猫猫狗狗吃饱了睡觉的时候，谁知道他们有没有想象着下一顿大餐呢？如果非要说人类由于想象的力量可以共同相信一个什么“共同体”，那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而非人类从猿猴或者尼安德特人中脱颖而出的原因。
推荐序三 为什么我们要了解现代人类出现之前的历史
这本书的价值在于，作者不仅仅是如数家珍地罗列一堆知识点，更重要的是整本书的内容和陈文方式反映了演化生物学家的思维过程。这种思维过程，恰恰是引导读者认识人类和世界的重要工具。在此，我简要概述一下这一思维习惯供读者参考。
现代行为生物学家奠基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尼古拉斯·廷贝亨和演化生物学家恩斯特·迈尔等对生物学的基本问题进行归类总结，认为任何生物学现象都可以从“近因”和“远因”两个层次来提出问题。
致我的中国读者
人类女性有绝经期，这意味着所有女性在40岁之后的一段时间会逐渐丧失生育能力。这似乎违背了基于自然选择的期望，因为自然选择应该倾向有助于动植物物种繁衍更多后代这种特性的进化。另外一种已知有雌性绝经期的哺乳动物是领航鲸，也可能还有虎鲸，还有一种哺乳动物（澳大利亚袋鼬）有雄性绝精期。为什么女性有绝经期，与基于自然选择的期望不一致呢？如果绝经对女性有某种好处，那么为什么绝精对男性没有好处呢？为什么人类男性没有绝精期呢？人类女性与雌性领航鲸或虎鲸有何共同之处，唯独让这三种生物的雌性有绝经期呢？为什么雄性袋鼬有绝精期，而人类男性或者任何其他雄性哺乳动物没有绝精期呢？
中国和美国经常将彼此视为经济竞争对手，甚至可能是军事竞争对手。但是，中国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长期问题与美国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长期问题是一样的，即核武器、气候变化、全球范围内关键资源的枯竭、世界各地不平等导致的种种后果，以及在新冠肺炎之后的新型疾病将给整个世界所带来的危险。所有这些问题都非常棘手，只有在中国、美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强国的通力合作下才能得到解决。为什么中国和美国现在还不做出更多的努力，来保障自己政府和自己人民的利益，来应对这些共同的问题，来解决我们两国都在面临的这5个最严重的难题？
序论 人类自然史
20世纪80年代，分子遗传学研究已经显示我们与另外两种黑猩猩的基因组有98%以上是相同的。人类与黑猩猩的遗传差距，甚至比亲缘关系非常近的两种鸟（如红眼绿鹃与白眼绿鹃）还小。
“世界末日近了，悔改吧！”这样的预言并不新鲜，新鲜的是这个预言现在可能成真，明显的理由有二。第一，核武器让我们有能力快速消灭自己，过去的人没有这种武器。第二，地球生产净值（地球捕获的太阳能净值）中，人类消费量达40%。现在世界人口每41年翻一番，我们很快就会面临增长的生物极限。到时候，我们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不得不做殊死斗争。
政治历史学家主张研究各个国家与君王的历史，因为研究的结果可以提供向“过去”学习的机会。我深信这个理由更能支持研究人类的物种史，因为得到的教训更单纯、更清晰。
新几内亚内陆高地上的族群，直到最近仍是石器时代的农民；许多低地上的游民并不定居，以狩猎-采集或捕鱼为生，他们也会务农，但随遇而安。每个族群都非常仇外，文化差异变本加厉，所以在部落地盘之外游荡，无异于插标卖首。那里与我合作过的土著，许多都是身负必杀绝艺的猎人，他们的童年是弥漫着仇外气氛的石器时代，若无绝艺，根本没机会长大。因此我认为新几内亚像个窗口，可以让我们窥视过去的人类处境，在世界其他地区，那种情境已经消失了。
不幸的是，许多人仍然怀抱卢梭式的幻想，以为我们破坏环境的行为是工业革命以来的新鲜事。以前，我们与自然和谐相处，过的是天人合一的日子。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我们除了感叹“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无法从过去学到任何教训。
第一部分 不过是另一种大型哺乳动物罢了
学者发现，物种之间的遗传差异也反映了时间深度，因此我们可以大致估算出人类祖先从人——猿共同祖先分化出来的时间，那大约是在700万年前，误差几百万年。
人类在演化过程中，最显著的形态变化有：脑容量增加，涉及直立行走的骨骼发生变化，以及头骨骨壁变薄、牙齿缩小和颌面部肌肉变得纤细。
脑容量增加无疑是我们发展语言与创新能力的先决条件。因此你也许会期望从化石记录中侦察到脑容量与工具制作技术平行发展、密切呼应的趋势。事实上，两者并没有什么密切呼应的现象。这是人类演化史上最令人惊讶也最令人不解的发现。即使人类大脑已经演化到接近现代人的水平，石器仍然维持原来的粗糙状态达几十万年之久。
第1章 三种黑猩猩
我们显然与猿（长臂猿、红毛猩猩、大猩猩和黑猩猩）比较相似，与猴的差异比较大。我只要指出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够了：猴子有尾巴，猿没有，我们也没有。
大约60年前，分子生物学家开始明白：动植物体内的化学分子可以当作“时钟”，用来测量两个物种的遗传距离和确定它们在演化史上的分化时间。
变化。先将两个不同物种的DNA分子分离（“融解”）开来，就是使每个DNA分子的两条长链分开，再让这些单链DNA“杂交”，成为双链的DNA，然后加热，使“杂种”DNA再度分离开来。一般而言，需要的温度越高，就表示这两种DNA的结合程度越好，也就是彼此的差异越小。两个物种的亲缘关系越近，其DNA的差异就越小。以“融解”一个物种的DNA的温度为基准，融解“杂种”DNA所需的温度比基准度每低1℃，表示两个物种的DNA有大约1%的差异。
在本章与下一章，我们会反复强调“少数基因的重大后果”，因为人与黑猩猩之间的遗传差异也很小。
如果物种之间的遗传距离以固定的速率累积，遗传距离就可当作正常运转的时钟。将遗传距离换算成绝对时间（两个物种从最后一个共同祖先分化出来到现在所经过的时间），我们得找到一对物种，一方面它们的遗传距离可以测量，另一方面它们有年代确定的化石可供参考。
即使是支序分类学派的分类学家也免不了怀有“人本位”偏见，想必他们对“人类与黑猩猩为同一属”的结果也觉得难以接受。不过，黑猩猩一旦学会了支序分类学派分类学，或外太空来了个分类学家，就会毫不犹疑地接受新的分类法。
科学家已经发现了许多负责制造已知蛋白质的基因，对它们的功能也很了解，不过对涉及复杂性状、特征（如大部分行为）的基因却所知不多。像艺术、语言或暴力等人类特征，绝对不可能只由一个基因负责。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差异，明显受环境的强烈影响，基因扮演的角色一直受到争议。
新的遗传证据，除了涉及分类学的技术问题，还有更深远的意义吗？也许最重要的，是让我们重新思考人与猿在宇宙中的地位。名字不只是技术细节的代号，还反映与创造态度。
如果我们的伦理规范在人与所有其他生物之间划下一条毫无道理的界限，那么这套规范摆明了就是私心作祟的产物，丝毫不含高贵的情操。如果我们的伦理规范强调的是智力、社会关系与感知痛苦的能力，就很难在所有的人与所有其他生物之间划下一条界限。那样的话，在不同的物种身上做实验，就要受不同的伦理规范监督。与我们亲缘关系较近的物种，能不能享有特权呢？也许为它们大声疾呼的人士也是出于私心，只不过戴上了新的面具。
最后，改变我们对待猿的态度，也许是决定野生黑猩猩命运的关键。现在，它们的生存面临严酷的考验，特别是它们在非洲与亚洲的雨林生境正遭到空前的破坏，它们的族群正遭到合法、非法的捕捉与猎杀。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不出20年，山地大猩猩、红毛猩猩、黑冠长臂猿、克氏长臂猿以及其他一些猿类将只能在动物园看到了。呼吁乌干达、刚果（金）与印度尼西亚政府负起道德义务保护境内的猿类是不够的，这些国家都贫穷，而国家公园的设立与维护需要大量资金。如果我们以第三种黑猩猩的立场，决定救助另外两种黑猩猩，那么发达国家的同胞必须挑起主要的财务担子。从猿的观点来看，我们最近才搞清楚的“三种黑猩猩的故事”发挥的最重要功能，是决定我们面对那笔预算的态度。
第2章 跳跃式演化
可能的理由是，粗壮南方古猿竞争不过直立人，因为直立人的食物包括动植物资源，直立人使用的石器与更大的脑容量使他们能更有效地利用植物资源，而粗壮南方古猿却只依赖植物资源为生。也有可能直立人扮演了更直接的角色，将兄弟物种推入灭绝的深渊：宰了他们吃肉。
事实上，如果硬要举出一种代表重大进展的发明，大概只有“控制火的能力”可以考虑。学者在北京人遗址中就发现了灰烬层，其中有烧焦的骨头与炭化的树枝。即使这把火是人类有意点燃、维持而不是雷击意外产生的，那也是直立人的业绩，而不是智人的。
因此，虽然早期人类的食物中有肉，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平常吃多少肉，也不知道他们吃的肉是狩猎得来的还是其他猎食动物残留的。直到很晚以后（大约10万年前），我们才有比较可靠的证据可以讨论人类的狩猎技术。
男性狩猎大型动物，甚至还影响了女性的性象：女性压抑了每月排卵的外显征象（在黑猩猩身上非常明显），不然的话，男性陷入性竞争的狂乱中，就不能合作打猎了。
大多数现代狩猎-采集者使用的武器比早期智人精良多了，可是人类学家发现他们主要的热量来源是女性采集的植物食物。
（尼安德特人因发现于德国的尼安德山谷而得名。）
大众的文化想象中，尼安德特人一直与穴居人牵扯不清。这种刻板印象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许多尼安德特人的遗址发现于洞穴中。其实这是因为露天遗址比较容易遭到破坏。因此，尼安德特人是穴居人的印象可能并不正确。我在新几内亚住过上百个营地，其中只有一个在洞穴中，那里最有可能完整地保存下我遗留的易拉罐。未来的考古学家若发现了那个洞穴，会不会也认为我是个穴居人呢？尼安德特人必然会搭建遮风避雨的“建筑”来抵御严寒，但是那些建筑必然简陋得很——遗留下来的只是几堆石头和一些柱坑，与克罗马农人的复杂建筑遗迹难以比拟。
在先前有尼安德特人的地方，这时形态与我们完全一样的现代人出现了（他们通常被称为克罗马农人，因最早鉴定为其骨骼的化石出土于法国的克罗马农遗址）
我们已经习惯于从印刷品或电视上获得信息，很难体会文字发明前老年人对社会的重要性，哪怕一两个老人都可能掌握着社会的命脉。在新几内亚，当我对一些罕见的鸟类或水果有疑问时，年轻人往往带我去找村子里最年长的老人。
我看来，跳跃式演化时期欧洲发生的事，在现代世界中反复发生过：人口众多、技术高超的族群侵入人口少、技术落伍的族群的领地，就会发生同样的事。举例来说，欧洲殖民者侵入北美洲之后，北美印第安人因为欧洲人带来的传染病大量死亡。大多数幸存者不是被杀就是被驱逐出家园，有些幸存者采用欧洲人的技术（马与枪）抵抗了一阵子，许多幸存者被驱逐到欧洲人不屑一顾的地区，还有一些则与欧洲人“融合”了。
如果我们也只能发出几个元音与辅音，说话的词汇就会大量减少。
所以，我才认为促成跳跃式演化的“东风”，是人类的“原始型”声道变成了“现代型”声道。从此人类能够更为精密地控制声道，创造更多的语音。声道的肌肉经过这样细微的调整，未必会在头骨化石上留下迹象。
我猜想这东风就是改变我们祖先的声道，为语言的演化铺路，然后创新的本领才能接踵而至。把我们从传统中解放出来的，是语言。
第二部分 奇异的生命周期
但是这个背景不足以让我们继续讨论语言与艺术等人类的文化特征的发展。因为我们只讨论了骨骼与工具方面的证据。是的，大脑与直立姿势的演化是语言与艺术的先决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骨骼形态像人，并不能保证就有人性。我们要攀上人性的高峰，还得在生命周期上做彻底的改变。第二部分的主题，就是生命周期。
正如自然选择驱使动物的形态构造适应它们的生态生境，自然选择也能塑造动物的生命周期。留下最多子女的个体，对基因库的贡献不仅仅是涉及骨骼、化学组成的基因，还有涉及生命周期的基因。
我们会发现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演化逻辑来思考非常有用，本书其他的例子都不见得让我们把这一点看得更清楚。以个人的生殖成就来衡量的话，为了活得更长而不断修复身体，就投资或报酬率而言，其实并不划算。我们会发现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更年期之谜：自然选择为女性身体编写了停经程序，看来似乎降低了女性的生殖成就，但是女性的生殖机能提早关闭了，反而能使女性顺利抚养更多的子女成人。
第3章 人类性象的演化
从一种动物的进食方式，生物学家往往可以推测它们的交配系统以及生殖器的构造。具体来说，如果我们想了解人类的性象，就必须从我们的饮食与人类社会的演化入手。我们的猿类祖先是素食动物，人类分化出来后，在几百万年内演化成荤素不忌的社会动物。不过我们的牙齿和爪子仍然是猿式的，而不是虎式的。我们的猎食本领得益于增大的脑容量：我们的祖先利用工具，以及成群合作打猎，尽管他们并没有什么适于打猎的形态特征，而且经常相互分享食物。我们采集食物（根茎类或果实）也依赖工具，换言之，也需要大的脑容量。
许多成年男性与成年女性一起生活。至于社会的组织方式，我们与狮子、狼的就不同了，人类社会中两性配对并组成家庭，可是在狮群与狼群中，每个成年雄性都能与任何成年雌性交配，谁都不知道新生幼崽的“父亲”是谁。人类奇特的社会，硬要在动物界找可以模拟的例子的话，只能到群居的海鸟中去找，例如海鸥与企鹅也以成对的雌雄配偶为基本单位。
也许你会问：从两性的相对身材推测交配模式可行吗？
其实，在实行一夫多妻制的物种中，“后宫”的大小与两性身材的差异成正比。也就是说，“后宫”较大的物种，通常是雄性身材比雌性高大很多的物种。例如，长臂猿，雌雄性身材没有差别，实行一夫一妻制；雄性大猩猩，通常有3~6个雌性配偶，它们的体重大约是雌性大猩猩的两倍；而南半球的雄性象鼻海豹，平均每个有48个雌性配偶，它的体重可达3吨，而雌性的体重只不过700磅。
所以在实行一夫多妻制的物种中，两性之间除身材以外往往还有别的差异。这些差异表现在吸引异性的第二性征上。
对于隐性排卵与私下性交，目前至少有6种理论可以参考，生物学家还在辩论，并未达成共识。有趣的是，这场辩论像是心理学的罗夏克测验，反映的是科学家的性别与世界观。以下是这6种理论及其支持者。
5.一位女性社会生物学家（萨拉·赫尔迪）的理论。她注意到“杀婴”在许多灵长类动物社群中频率都很高，包括猴子、狒狒、大猩猩与黑猩猩。当然，被杀死的都不是凶手的幼崽。不过幼崽的母亲因此就会恢复正常的生殖周期，再度发情。往往她会与凶手性交，增加其生殖成就。（这种暴行在人类历史上也很常见：男性征服者将战败部族的男人与小孩杀了，只留女人活口。）于是赫尔迪推论：女性演化出隐性排卵特征，作为反制男性暴力的手段。因为没有人知道她的排卵期，搞不清楚状况的男性也搞不清楚她生的究竟是谁的孩子。女人只要“水性杨花”，就能引诱一堆男人帮助她抚养孩子，或者至少不杀她的孩子，因为男人都自以为自己是孩子的父亲。无论这一理论是对是错，我们必须为赫尔迪喝彩，她颠覆了历来的男性本位观点，让女性掌握了性权力。
事实上，生物学界最近才开始认真研究隐性排卵这个问题。这个困境可以用来说明演化生物学家只要从事因果分析就一定会面临的问题：无法进行控制实验，以操纵变量找出因果关系。其实不只演化生物学，任何研究领域，只要无法进行控制实验，研究人员就会面临同样的困境，例如历史学、心理学等。控制实验能提供最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示因果关系或功能。
第4章 婚外情的逻辑
那个研究计划的主持者是个非常著名的医学研究者，我最近才从他那里得知那些事实。（由于他不愿曝光，所以我在这儿称他为X医师。）那是在20世纪40年代做的一个研究，X医师想研究的是人类血型的遗传学。血型指的是红细胞细胞膜上的分子，大约有几十种，我们从父亲或母亲那里遗传了制造那些分子的基因。那个研究的执行步骤非常直截了当：到一所著名医院的妇产科病房，收集1 000名新生儿及其父母的血液标本，鉴定所有血样的血型，然后使用标准的遗传推理，找出血型的遗传模式。
结果令X医师十分震惊，他发现将近10%的婴儿是婚外情的结晶。
只要有“婚姻”，就等于为“混合型生殖策略”开了大门。混合型生殖策略是社会生物学家使用的“科学”术语，以日常用语来说，就是已婚人士搞婚外情。
社会生物学就像核物理学以及所有其他的人类知识一样，会遭到滥用。对于虐待或谋杀别人，我们从来不缺借口，但是自从达尔文发表了进化论之后，演化逻辑也成为现成的借口。对人类性象的社会生物学讨论，可以当作男人虐待女人的借口，就像传统体质人类学被用来支持白人奴役黑人、纳粹杀害犹太人一样。生物学家批判社会生物学的文字中，由两方面的担心不断回荡、交织着：证明某种野蛮行为的演化根源，无异于主张这种行为是正当的；证明某一行为有遗传基础，无异于宣告不可能改变这种行为。
任何事物的起源都可以研究，无论其令人厌恶还是令人钦羡。研究谋杀犯的动机，就是为他们开脱吗？那么警察大学为什么要设置犯罪学研究所呢？至于第二个方面的担心，我们不只是演化结果的奴隶，甚至不仅是遗传特征的奴隶。现代文明已经成功阻遏了一些古代的恶习，例如杀婴。现代医学的主要目标就是阻遏人体内有害基因和微生物的作用，事实上，如果没有深入了解这些基因与微生物，就不可能想出对抗的办法。
我们与其他动物一样，在演化过程中必须赢得生殖竞赛。我们过去发展出的生殖策略，塑造了我们（人性）。但是我们也发展出了道德意识，为了追求道德目标，即使得违反生殖竞赛的目标与方法，也在所不惜，无怨无悔。我们能有天人交战的经验，就是人与其他动物最根本的差异。
第5章 人类如何选择配偶和性伴侣
如果你找到的夫妻够多，测量的项目也够多，你会发现相关系数最高（约为0.9）的项目是宗教、种族、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年龄与政治观点。
我们结婚的对象并不是与自己相似，而是看来与自己的父母或兄弟姐妹相似的人。我们对未来的性伴侣的“搜寻印象”从小就开始发展，这个印象深受我们身边异性的影响。对大多数人而言，父母、兄弟姐妹与童年密友，是日常生活中与我们互动最频繁的人。
这项研究戏剧化地说明了6岁前是我们形成性偏好的关键期，在这段时期，我们学习了以下规则：在这段时间的亲密伴侣不可以在我们成年后当作性伴侣。虽然这是在潜意识中进行的。
因此，在我们成长期中出现在我们周遭的人，虽然不能当作成年后的性伴侣，但是塑造了我们的审美标准和搜寻意象。
第6章 性选择与人种
以鼬鼠来说，生活在北极冬季积雪地区的族群，体毛随季节变化——夏季为棕色，冬季为白色；而生活在比较南边的族群，整年维持棕色。这一地理差异有生存意义，因为在棕色背景下，白色皮毛容易被猎食者捕猎，而在雪地，白色是保护色。
之前看过类似的理论，性选择和审美息息相关，而审美又和阶层息息相关，人类倾向的选美是掌握财富的人所展现的特征。例如 16 世纪初，糖是一种奢侈品，在那个年代就开始流行黑牙的审美。
前面讨论过的事实，使达尔文对自然选择概念不抱希望，解释人类种族差异，必须另起炉灶。他最后以简明的一句话，直指问题核心：“人类种族间的体貌差异，没有直接或特别的生存功能。”达尔文用来解释人类种族差异的理论，是“性选择”，与自然选择相对，他写了一本书来专门讨论性选择。
性选择可以导致任何“没道理的”体貌特征——只要它不太妨碍生存。事实上，许多性选择创造的特征的确很随意。一位外太空来的访客，如果从来没见过人类，没有理由预测男人而不是女人应该有胡须，胡须应该在脸上而不是在肚脐上方，女人不该有红色和蓝色的臀部。
我推测，我们发展审美标准的方式，是在童年时将身边的人“铭印”在脑海里，特别是父母与兄弟姐妹，也就是我们接触最频繁的人。
我主张的是，性选择是个强大的力量，足以磨灭自然选择的痕迹，使肤色与阳光曝晒的关联变得不那么紧密。
我已经论证过，人类的大部分变异是人类生命周期的一个特色副产品，这个特色就是我们对配偶或性伴侣十分挑剔。
第7章 死亡与衰老的奥秘
我们的自我修理机制有两种，与我们的汽车修理策略一样：损害控制与定期更新。
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个动物“应该”投资多少在生物修理方面？要考虑的是修理的代价，以及维修对预期寿命的影响。
乍看之下，这些演化的设计问题似乎十分简单，麻烦的是：自然选择的对象是生物个体，而不是个体的各个零件。必须存活、生养子女的，是你这个人，而不是你的大脑或飞毛腿。若改善一个动物身体的某个零件，也许在某一方面这个动物可以享受明显的好处，但是在其他方面可能对它有害。
简而言之，在一部机器中，工程师不会只修补单一零件而不顾及整体，因为每一个零件都需花钱、占空间、摊重量，这些都可能挪用到其他零件上。工程师得考虑如何组合零件才能使机器的效能达到最佳状态。同样的逻辑，演化不会只修补单一生物特征而不顾及动物的整个身体，因为每一个结构、酶或DNA片段都耗能量、占空间，这些都可以挪作他用。任何特征组合，只要能带来最大生殖成就，就会受自然选择的青睐。工程师与演化生物学家都必须评估体系内增加任何东西之后的得与失：必须付出的代价与可能的收益。
鸟类中，海燕与信天翁都在孤绝的大洋岛屿上筑巢，即使有天敌也难接近。它们的生命周期节奏悠闲，可与我们的媲美。
我们的第三个例子是同一物种两性的寿命差异。我们预期两性中意外死亡率较低的那一方投资修理机制的收益较大（寿命因而延长）。在许多或大多数动物种中，雄性的意外死亡率比雌性高，部分原因是雄性从事高风险的竞争，例如打斗或危险的雄风表演。今天的男人也一样，也许在整个人类演化史上男人都一样：无论部族间的战争还是部族内的竞争，男人都必须与其他的男人对抗，是最容易死于非命的性别。而且，许多物种的雄性身材比雌性魁梧，可是研究红鹿与美洲黑鸟，却发现雄性因为体型较大，一旦缺粮就不容易存活。
机会成本
狩猎-采集社会的母亲，生了几个孩子后，若继续生孩子，每一次都等于赌博，而赌注是她先前生下的孩子。由于她对先前生下的孩子之投资与日俱增，她死于生产的概率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因此她进场赌博的赢面，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
自然选择在这样的脉络中运作，终于创造了特异的人类性象特征——绝经，目的是保护母亲先前在孩子身上的投资。
演化似乎真的已经将我们的身体打造成同时全面衰退的状态，而我们的身体只会在值得修理的地方投资。
如果这种回春药问世了，会造成什么后果？“那很危险——是对人性的真正威胁。华生，想想看，要是拜金的人、耽于感官欲望的人、俗人都能延长他们毫无价值的生命……不就是‘不适者生存’了吗？那样一来，我们这个贫乏的世界可能变成什么样的污水池呢？”
第三部分 人为万物之灵
为什么农业是进化路上的失误
从狩猎-采集的生活形态到农耕的转变，一般被认为是人类史上的关键事件——从此以后人类就有了稳定的粮食供应，并有闲暇打造现代文明。
事实上，仔细梳理这一转变，真实的情况反而是：对大多数人而言，这一转变带来了传染病、营养不良、平均寿命缩短。一般而言，人类社会中女性命运恶化，阶级不平等开始形成，都是农业出现的后果。我们从黑猩猩演化为人，发展出许多人独有的特征，农业造成的后果祸福相倚、难以拆解，其他人类特征都比不上。
我会论证：在动物界，有一类动物构造与行为都对主人有危险，矛盾的是，若不是这种危险，它们也不能发挥功能，滥用有毒化学品是其中之一。
第8章 语言的演化
我们是如何成为独一无二的物种的？语言是关键。人类语言的起源，是我们了解自己最重要的谜团。
哈哈熊孩崽的观察实验
达尔文观察自己孩子的语言发展，做过详细的笔记，他也仔细考虑了“原始”族群的语言，期望解开这个演化谜团。
绿猴呼叫与人类语言之间还有一个差异，那就是人类的语言有阶层结构，因此低层次的少数元素能在上一个层次建构许多项目。
路径之一是观察那些没有机会听见人类说话的人，看他们会不会自然地发明一种原始的语言。
我第一次接触到的克里奥尔语，是新几内亚的通用语，叫作新美拉尼西亚语或者皮钦语。
世界上有几十种与新美拉尼西亚语结构相似的语言，它们在全球各地分别独立发展，词汇大部分借自英语、法语、荷兰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马来语或阿拉伯语。它们出现的场景主要与大农场、市集、贸易站有关，因为在那些地方，各种说不同语言的人会聚一堂，沟通的问题亟须解决，可是当地的社会环境又不允许大家学习对方的语言。
皮钦语到克里奥尔语，或从2岁幼儿的单字（词）话语到4岁幼儿的完整句子，是迈向正常成年人语言的另一大步。那一大步包括：话语中出现缺乏外界指涉的字词，它们只有语法功能；许多语法要素，例如字词顺序、字根变化等；更为复杂的词组、句子，包括多重层级构造。
第9章 艺术的自然史
野生象偶尔会以象鼻在沙尘上做出绘画的动作，动物园中的象也会在地上用小棍子或石头涂鸦。许多医师、律师的办公室都挂着卡罗尔的画——它也是一头母象，卖出过几十幅画，有的画作卖到500美元。
说起吸血蝙蝠，你也许不认为它们会有什么高贵的德行，但是它们能够相濡以沫、互利共生，这一点学者已经证实。至于人性的阴暗面，谋杀并非人类专利，许多动物都有谋杀暴行：狼与黑猩猩进行灭族斗争，鸭子与红毛猩猩有强奸行径，蚂蚁有组织地从事战争与奴役俘虏，全都铁证如山、无可推诿。
我们相信艺术是人类别开生面的发明，时间是4万年前。也就是说，在700万年前与黑猩猩分化之后，我们花了696万年蜕化猿性，终于在4万年前修成正果。
雌园丁鸟选择性伴侣，以花亭的质量为准——花亭装饰的数量以及契合当地风格的程度。不同的园丁鸟（不论是不同的种类还是不同的群体）发展出不同的花亭风格。有的群体偏爱蓝色，有的则偏爱红色、绿色、灰色，有的不造圆屋，而造一个或两个塔，有的建一条两边有墙的小路，有的建四面有墙的盒子。有的族群还会以嚼碎的彩叶“粉刷”花亭，有的会分泌油来“漆”花亭。这些地方性的风格似乎不是由基因决定的，而是园丁鸟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从成鸟的作品中学来的。雄鸟学习当地的花亭风格，雌鸟也要学习，以便知道如何从中挑选雄鸟。
这只雄鸟必然社会地位很高，因为雄鸟没事就较量高低，而且会互相偷取建材、装饰品，甚至破坏别的雄鸟的花亭。威震群雄的雄鸟，地位才高，建造的花亭才不受破坏。
虽然在大多数动物中，性选择的作用都是强化两性身体装饰的差异，但在园丁鸟中，性选择让雄鸟强调“身外物”而不是身体上的装饰。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园丁鸟与人非常相似。
第10章 农业：福兮祸之所伏
最近的发现显示，农业（包括畜牧业）兴起的确是个里程碑，可是农业给人类带来的不只是传统教科书中大书特书的那些好处，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苦难。
，但是社会、性别的不平等，以及疾病与独裁暴政，也随农业的出现而出现，至今我们仍难以摆脱它们的诅咒。
信仰进步史观的人并不就此打住，他们更进一步，认为农业是艺术的温床，而艺术是人类精神的瑰丽绽放。由于农作物收成后可以储藏，而且耕作所得比到丛林里狩猎还好，所以农业让人类享受的闲暇是狩猎-采集者难以想象的。闲暇是创作艺术与欣赏艺术的先决条件。没有闲暇，一切免谈。因此，说到底，雅典的帕特农神庙、巴赫的《B小调弥撒》，是农业给人类的最佳献礼。农业使我们有闲暇创作与欣赏艺术。
至于畜牧，蚜虫、水蜡虫、介壳虫、毛虫、角蝉、沫蝉等昆虫会分泌含糖量很高的蜜露，蚂蚁可以当作食物。它们常发展出互利共生的关系，例如有些蚜虫演化成蚂蚁的“奶牛”：它们身上没有防身装备，全靠蚂蚁保护；它们从肛门分泌蜜露，而且肛门经过特殊的解剖学设计，方便蚂蚁汲饮。蚂蚁需要的时候，只消抚弄蚜虫的触角，蚜虫就会分泌蜜露了。有些蚂蚁会将蚜虫卵搬进巢里过冬，春天来了就带孵化的蚜虫外出“放牧”——让蚜虫到它们喜爱的植物上进食。最后蚜虫长出翅膀，四散找寻新的生境，幸运的会被蚂蚁发现、“收养”。
现在让我们回头讨论抱持进步史观的人看待“农业革命”的眼光。本章一开头我就解释过，我们往往不假思索地认为，从狩猎-采集生活形态转变成农业社会，随之而来的是健康、长寿、安全、闲暇与伟大的艺术。虽然这种观点似乎铁案如山，但是难以证实。1万年前，放弃狩猎-采集生活而务农的人们生活真的变好了吗？你怎么知道？直到最近，考古学家都无法直接验证这个观点。他们只好采取间接证据，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没有得到“农业代表进步”的结论。
为什么悠闲代表进步？
因此，放弃进步史观，认为过狩猎-采集的生活才能闲适惬意，也大可不必（有些人类学家就那么浪漫）。
因此，现代残存的狩猎-采集族群的生活绝不是“恶劣、野蛮、短命”的，别忘了，他们是被农耕族群逼入世界上最糟糕的角落里的。过去的猎人居住在肥沃的土地上，绝不可能过得比现代的猎人还差。
农业对人类健康有害，至少有三组原因可以解释。首先，狩猎-采集族群的食物种类繁多，蛋白质、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的含量适当，而农民的食物大部分是富含淀粉的农作物。结果，农民得到的是廉价的热量，付出的代价是营养不良。今天，人类消费的热量中，单单是三种高糖植物（小麦、水稻、玉米）供应的就超过50%。
其次，由于农民依赖一种或几种作物维生，如果庄稼歉收，饿死的风险比猎人大得多。爱尔兰大饥荒就是个例子。
最后，大多数今天主要的人类传染病与寄生虫，若不是农业兴起，根本不会在人类社会中生根。这些人口杀手只有在拥挤、营养不良与定居的社群中才能长存，因为在这样的社群中很容易反复传染，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传染，或者是通过排泄物与污水传染。
除了营养不良、饥荒与传染病，农业还给人类带来了另一个天谴：阶级分化。狩猎-采集族群几乎没有余粮，谈不上粮食储存，也没有集中的食物资源，比如果园、奶牛群。他们以野生动植物为食，每天都得出门觅食。除了老弱病孺，人人都得自力更生。所以他们没有君主，没有全时专业人员，没有社会寄生虫阶级——专门夺取他人找来的食物，吃得脑满肠肥。
至于“农业创造了闲暇，奠定了艺术的基础”这种说法，事实上，平均而言，现代狩猎-采集者的闲暇至少不比农民少。我同意，工业社会与农耕社会中有些人拥有的闲暇，任何狩猎-采集者都比不上，可那是因为他们有其他的人供养，而那些人的闲暇就少得多了。
狩猎-采集族群并不是自愿放弃传统生活形态的，而是头脑清醒、不肯放弃传统的狩猎-采集族群被迫放弃祖先游憩的土地，移居到农民不要的土地上。现在世界上仍有狩猎-采集族群，他们主要生活在零星的地区，农民根本不会想去开发，例如北极圈与沙漠。
第11章 为什么麻醉自己：烟、酒与毒品
这个动机将我们以化学品自毁的行为和其他动物似乎也是自毁的特质联系起来，这些行为概括起来又可以用一个“动物发送信号”的一般理论解释。我要提出的这个动机可以将我们文化中许多不同的现象整合在一起，从吸烟、酗酒到吸毒。它甚至可以用来做跨文化的研究，因为它也许不只能解释西方的现象，也可以解释世界其他地区的奇风异俗，例如印度尼西亚武术大师喝煤油的习俗。
就在那时，我想起以色列生物学家阿莫茨·扎哈维1975年发表的一篇精彩论文。在那篇论文中，扎哈维提出了一个新颖的一般理论，讨论代价高昂或自毁信号在动物行为中的角色，而生物学界目前仍在争辩这一理论。例如，他指出，有害的雄性特征之所以能够吸引雌性，正是因为那些特征使雄性无异于残障，他试图解释那是怎么回事。经过仔细考虑，我决定以扎哈维的假说解释天堂鸟的残障特征。突然间，我觉悟到，也许他的理论也可以引申来解释“我们使用有毒化学品”的谜团，以及我们以有毒化学品招徕的广告。
扎哈维的理论直指这一谜团的核心。根据他的理论，那些有害的身体构造与行为构成了有效的指标，显示发出信号的个体是诚实的：正因为那些外形特征或行为特征令个体陷于残障的境地，所以那个个体必然是优越的。无须花费成本就能发出的信号，容易用来欺骗对方，因为跑得慢的、基因质量低劣的个体都能发出那个信号。只有高成本的、有害的信号才能保证诚实。举例来说，一头跑得慢的瞪羚，如果朝潜行过来的狮子表演弹跳，一定逃不出狮子的手掌心，而一头跑得快的瞪羚，在表演过弹跳之后仍然跑得过狮子。所以瞪羚以弹跳向狮子示威：“我跑得很快，就算让你先跑，你也追不上我。”因此狮子觉得有理由相信瞪羚是诚实的，没吹牛。于是瞪羚与狮子双赢，因为大家都省时省力。
太平洋西北部的美洲印第安人会举行夸富宴拼家当，将累积的财富与亲友一起吃光，剩下的让亲友拿光，其实他们竞争的是社会地位。在现代医学兴起之前，文身不仅痛苦，而且很危险，因为有感染之虞，因此文身的人事实上是在招摇他们的力量——抵抗感染与忍受痛苦。太平洋上的马拉库拉岛岛民发明了蹦极，用以卖弄勇气，引得其他地方的人效仿这种行为。马拉库拉岛上的男人先建造一座高塔，然后用藤蔓编织成的绳索的一端绑在自己的脚踝处，另一端绑在塔顶，以头朝下的姿势往下跳。绳索的长度经过精心计算，使人在跳下去后头部距离地面仍有几英尺。能够在蹦极后活下来的男人用行动证明了自己优异的计算能力和建筑能力。
寿命与求偶过程比较短的动物需要容易辨认的指标，因为可能的配偶没有足够的时间仔细衡量对方的真本事。但是我们人类寿命长，家庭伙伴与事业伙伴都是长期的，有足够的时间把对方的底细摸清楚。我们无须依赖表面的、有误导性的指标。许多本能当初都是有益于动物生活、生存的，例如依赖残障信号，可是后来情势丕变，反而对动物有害，滥用药物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因此，以我之见，灌肠比我们的威士忌广告更可信，更能体现人的实力。我会向比较积极进取的公关公司推荐灌肠的妙处，让他们在竞争大酒厂招标的时候提出新颖的点子。
现在我主张，除了艺术品，人类还通过许多其他代价高昂的公开演示追求地位，那些公开演示有一些非常危险，例如蹦极、飙车或滥用药物。代价高昂的演示，展示的是地位或财富；危险的演示，背后的原理是残障原理——你们看，我很强，我很棒，只有我能玩那些危险的游戏。
第12章 深邃的寂寞
第二个（比较有力的）论证是，地球上的生物有一个特征，生物学家称之为“趋同演化”。在地球生物圈，无论你指出什么生态区位或者生理适应，都可以发现许多不同的生物群独立演化出利用相同区位的办法或演化出相同的生理适应。鸟、蝙蝠、翼龙与昆虫都独立演化出飞行的本领，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其他精彩的例子，包括许多动物都独立演化出眼睛，甚至电击猎物的装备。在过去20年中，生物化学家在分子层面也发现了趋同演化的事例，例如同样的蛋白质分解酶在不同的生物群中反复地独立演化出来。因为解剖、生理、生化与行为模式趋同演化的事例实在太多了，生物学家每次观察到两个物种有非常相似的地方，第一个要问的问题就是：相似处是由共同祖先遗传来的，还是趋同演化？
但是在人类农业兴起之前，动物界只有少数昆虫演化出栽培粮食的本领，例如切叶蚁和其他几种昆虫，它们能栽培真菌或畜养蚜虫（取蜜露）
在地球生命史上，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人类以外的动物从来没有建造过任何可以视为无线电的先例或前驱物的东西，即使与我们亲缘关系最近的亲戚（黑猩猩与倭黑猩猩）都没有。
请回想一下我引用过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如果生命在别的行星演化出来了，很难想象他们不会朝着智慧生灵的方向进展。”地球历史再度支持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其实，地球上极少有物种愿意在智力与灵巧上费神的。在这两方面，没有一种动物发展到稍具“人味”的水平。那些在某一方面差强人意的动物（聪明的海豚、灵巧的蜘蛛），在另一方面却无寸进；唯一在两方面都略有成就的动物（黑猩猩与倭黑猩猩），却不怎么成功。地球上真正成功的动物种，其实是蠢钝、笨拙的鼠辈与甲虫，它们发现了更好的征服世界之路。
绿岸公式（用于估计宇宙中具有星际无线电通信能力的文明数量）中还有一个变量，我们还没有讨论到，这个变量就是文明寿命。
任何技术先进的外星人如果发现我们，铁定也会那么做。再想想：1974年在阿雷西沃天文台的天文学家以巨型无线电望远镜向太空发射强力无线电信号，描述了地球人的长相、人口，以及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那真是无异于自杀的愚行，只有印加帝国的末代皇帝阿塔瓦尔帕的愚行可以媲美。
第四部分 世界征服者
人类过去也是一种典型的哺乳动物，有特定的地理分布范围——在非洲温暖的草原上，直到5万年前，我们仍然只生活在非洲与欧亚大陆的热带与温带区域。
第13章 人类史的新面貌：世界村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现在我们是世界征服者，人口超过60亿，而在农业兴起的前夕，人口大约只有1 000万。不过，讽刺的是，我们的人口暴增了，文化的多元程度却陡降了。
鲍勃·康诺利与罗宾·安德森写了一本书《第一次接触》（First Contact），沉痛地叙述了新几内亚东部高地土著与西方人“第一次接触”的故事。作者邀请双方的高龄当事人回忆往事。话说当年，他们不过刚成年，有些甚至还只是小孩子。吓坏了的土著，把白人当成返回人间的阴魂。后来土著把白人埋的粪便挖出来详加检视，派吓坏了的年轻女孩去跟闯入者性交，最后他们发现白人跟他们一样排便、性交。
现代世界的文化多样性降低了，如果消失了的只有毁坏自己身体的习俗，与逼得儿童自杀的管教方式，那么我们不会觉得是损失。但是有些社会的文化习俗之所以成为世界的主流，不是因为那些文化习俗可以令人幸福或有利于人类的长期生存，而是因为那些社会在经济与军事上颇有成就。
第14章 问苍茫大地，谁主浮沉
我会论证：各大洲的文明程度不同，是因为塑造文化特征发展力量的是地理，而不是人类遗传学。文明赖以发展的资源，特别是适合人工培育的野生动植物，在各大洲各不相同。在各大洲，人工培育的生物物种向外传播的难易程度也各不相同。即使在今天，美国人与欧洲人仍然必须痛心地面对现实：远方的地理特征，如波斯湾或巴拿马地峡，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然而，地理与生物地理早已更为深刻地塑造人类的生活，并持续几十万年了。
马具有的军事价值显得特别有趣。马属于哺乳纲奇蹄目，属于这个目的动物，其特征是脚上有蹄，且脚趾数目为奇数，包括马、貘与犀牛，现存共17个物种。其中所有的貘（4种）与犀牛（5种），再加上5种野马（共8种），从来没有被驯养成功过。如果非洲土著骑着犀牛、印第安人骑着貘，那么任何来自欧洲的入侵者都会被踩死，但是没发生过那样的事。
美洲与澳大利亚的大型哺乳动物，大多数在史前时代就灭绝了，这究竟是气候的因素，还是最早的殖民者干的好事，科学家仍然在辩论。无论真相是什么，那一场大灭绝注定了美、澳两洲最初殖民者的子孙，在1万多年后被欧亚大陆与非洲的族群征服——欧亚大陆与非洲的大型哺乳动物，大部分都保存下来了。
驯化后可以减少人类为生存奔波的时间
考虑到这些事实后，澳大利亚土著的工艺技术发展得特别缓慢，就容易理解了。澳大利亚缺乏适合驯化的植物，无疑是当地土著没有发展出农业的主因，这一后果与缺乏适合驯化的动物一样严重。
“拟生物学”
那些种子可以储藏，当年的农民不需要自己想出这个点子，因为近东的野鼠会窖藏野生谷类的种子，有些窖藏达60磅。
以野生谷类而言，人类会自然偏爱收割的植物通常具有几个特征：种子颗粒大、种壳容易除去、种子不易抖落一地。只消几个突变，加上人类无意识的选择，种子颗粒大又不易抖落的谷类变种就出现了——我们认为它们是驯化的，而不是野生的。
在美国或欧洲，一顿饭里可能有鸡肉（起源于东南亚），配上玉米（起源于墨西哥）或马铃薯（起源于安第斯山脉南部），撒上胡椒（起源于印度）调味，再来一片面包（小麦起源于近东），抹上奶油（乳牛起源于近东）。饭后来杯咖啡（起源于埃塞俄比亚）。这些珍贵动植物的扩散，并不始于现代：几千年来一直没停过。
地理为演化立下了基本规则——无论是生物演化，还是文化演化，所有生物都适用，当然也包括我们。
地理过去是各级学校的必修课，直到几十年前，才开始从许多课表上消失。自那时起，许多人误以为地理不过是记诵各国首都的名字。然而，七年级20周的地理课不足以教会未来的政客地图对我们的真正影响。通达全球各地的传真机与卫星通信网，也无法消除因为地理位置的差异而滋长的族群差异。从更长远、更大范围来看，我们在哪里居住，深刻地决定了我们是谁。
第15章 印欧语族群扩张的故事
对我们来说，大多数欧洲语言彼此相似，似乎是很自然的，不需要解释。直到我们到世界上一些语言多样性程度极高的地区旅行或工作，我们才会觉悟到：欧洲的语言同质现象是多么怪异，多么需要一个“说法”。
一旦你开始认真思考印欧语族群扩张的问题，你也许立刻就会做出结论：“这个问题不可能解决。”也许你是对的。因为印欧语族群最初兴起的时代，是在文字发明之前，当年他们说的话早已随风而逝，要是没有文字稽考，研究云云，岂不只是捕风捉影。即使我们发现了世上第一个印欧语族群的骨骼化石或陶器，我们凭什么说他们说的是印欧语？
如果我们把整个印欧语系看作一台扩张机器，我们也许能期望在这里或那里发现古代“非印欧语”的“幸存者”。今天西欧唯一的“幸存者”，就是西班牙的巴斯克语，这个语言在世上找不着任何亲戚。
大多数学者不接受语言年代学的计算，理由是：词汇的代换率与社会环境以及词汇本身有关。然而，不接受语言年代学的学者，通常愿意凭直觉做一些估计。无论是依赖语言年代学也好，直觉也罢，研究原始印欧语的学界，一般假定原始印欧语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开始分裂出许多分支，这个时间早于公元前2500年大概不成问题，可是绝不可能早于公元前5000年。
首先，这种印欧语现在叫作吐火罗语，它是在一个洞窟佛寺的密室中被发现的。密室中藏有大批文献，由佛教传教士和来往的商人写就，是以一种前所未知的文字写的，年代是600—800年。其次，这个洞窟佛寺位于中国的塔里木盆地中，在现存印欧语族群分布地的东方，距最近的印欧语族群也有1 000英里。最后，吐火罗语与印度—伊朗语族关系疏远，虽然两者是“邻居”，与它关系最亲近的语族反而可能在向西几千英里之外的欧洲。这就好比我们突然发现中世纪早期的苏格兰人，说的话与远东的汉语是亲戚。
原始印欧语词汇中有指涉“雪”的词根（“snoighwos”，与英语中的“snow”很接近），显示它的发源地在温带，而不在热带。原始印欧语词汇中的动植物，大多数广泛地分布在欧亚大陆的温带，所以对确定其发源地的纬度有帮助，但是经度仍是个问题。
伦福儒忽视了语言学证据或者根本没把这种证据当一回事。农民早就进入欧洲了，比我们推定的原始印欧语族群兴起的时间早了几千年。最早的农民没有犁、轮子以及人工畜养的马，但这些原始印欧语族群全都熟悉。原始印欧语中反而没有几个农作物的名字。
骑马族群在建筑方面的缺乏，通过军事狂热得到了弥补，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奢华的墓葬中得到证明（只有男性享有这一待遇）——他们的坟墓中塞了许多短剑与其他武器，有的墓坑中还有马车与马殉葬。
因此，草原族群扩张，并不仗着什么特定的“秘密武器”。真相是：草原族群驯化了马之后，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有能力整合“军事—经济”能力于一体的族群，因为整合“军事—经济”于一体的必要条件与工具，只有他们掌握了。
如果想再进一步，草原社会得适应西欧的森林地貌，要么改采精耕农业为主要生计，要么僭夺原有农业社会的政治权力，与当地农民融合。
第16章 土著问题：族群冲突
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庆日，都是国民欢腾鼓舞的日子，可是澳大利亚1988年的国庆日，也就是其“建国”200周年的日子，澳大利亚人心头却别有一番滋味。1787年，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已经宣布独立，英国再也不能把服刑罪犯运到北美洲了，这才决定利用澳大利亚。
为了理解“灭族屠杀”，我们不能从偏狭的角度来观察，必须照顾到生物、心理、伦理各层面。因此我们探讨“灭族屠杀”，要从自然史出发，从动物直到20世纪的人类。我们会讨论屠杀者如何调解“灭族屠杀”行动与道德律的冲突，然后观察“灭族屠杀”对屠杀者、幸存者以及旁观者的心理影响。
这三位最后的塔斯马尼亚人引起了科学家的兴趣，科学家相信塔斯马尼亚人代表人与猿之间的“缺环”。因此，1869年最后一位“塔斯马尼亚男性”（图16—1）死亡后，引起了几方人马争夺尸体，他们轮流挖开他的墓，切下“标本”。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的克劳瑟医师切下了头，英国塔斯马尼亚皇家学会的斯托克尔医师得到了手、脚，双方还互相偷取“战利品”。另外还有人获得了耳朵与鼻子，就像获得纪念品那样。斯托克尔医师还割下尸身的皮肤，做了一个烟草袋。
澳大利亚大陆政府执行灭族政策的工具，是塔斯马尼亚岛官方巡回队的翻版，即一支叫作“土著警察”的骑警。他们使用搜索–消灭的战术，杀害或驱赶土著。典型的做法是在深夜包围土著营地，然后拂晓攻击，开枪射杀。白人也大量使用有毒的食物毒杀土著。另一个常用的手段是围捕土著，然后将他们用铁链锁颈连成一串，让他们步行到监狱去，之后一直监禁着他们。英国19世纪的著名小说家安东尼·特罗洛普描述过19世纪英国人对待土著的主流态度：“至于澳大利亚土著，当然得消灭他们。所有关心这事的人的目标应是给他们一个痛快，别让他们受不必要的苦。”
澳大利亚大陆上的土著数量很多，因此无法完全以塔斯马尼亚岛上的故技消灭。不过，自1788年英国人建立殖民地，到1921年人口普查，土著的数量从30万降到了6万。
巴西驻联合国大使在面对外界指控巴西政府对亚马孙河流域的印第安族群实行“灭族屠杀”时，也以同样的理由反驳：“根本没有界定‘种族灭绝’的特别恶意与必要动机，构成本案的罪行完全出于经济动机，犯罪者完全是为了谋夺被害人的土地。”
作为另一个极端，加害人由于深刻的挫折感，也会找无助的弱势族群出气——拿他们做替罪羊。犹太人在14世纪遭基督徒屠杀，就是因为他们被指控散播黑死病；20世纪初，犹太人遭俄罗斯人屠杀，成为政治问题的替罪羊；一战后，犹太人遭乌克兰人屠杀，因为乌克兰受到布尔什维克的威胁，犹太人成为替罪羊；二战期间，犹太人遭纳粹屠杀，作为德国在一战战败的替罪羊。1890年，美国第七骑兵团在伤膝河屠杀了几百名苏族印第安人，因为14年前苏族在小比格霍恩战役中给予卡斯特率领的第七骑兵团以歼灭性反击。
著名的奥地利动物行为学家康拉德·劳伦兹在1963年出版的《攻击与人性》中，主张动物的“侵略本能”会受“抑制本能”的制衡，避免导致谋杀的结局。但是在人类历史上，这个“侵略／抑制”的平衡状态由于武器的发明而失衡：我们天生的“抑制本能”，不足以抑制新增的杀戮力量。
最近的田野资料显示，无论大猩猩还是黑猩猩，都会遭到同类谋杀，其概率至少与一般人类一样。举例来说，雄性大猩猩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胜利者才能独享成群妻妾，它们还会杀死失败者及其婴儿。雄性竞争是大猩猩婴儿与成年雄性死亡的主因。根据统计，由于雄性的杀婴行动，雌性大猩猩一辈子至少会丧失一个婴儿。在大猩猩婴儿的死亡事例中，有38%是因为雄性的杀婴行动。
人类“灭族屠杀”的两种常见模式都有动物先例：不分雌雄，一律杀死，类似黑猩猩与狼；杀死雄性，留下雌性，类似大猩猩与狮子。不过，1976—1983年阿根廷军政府采取的行动，在动物界也找不出先例。当时约有一万多名政治异议分子与家属成了“失踪的人”。罹难者通常是男人，未怀孕的妇女，还有孩子，连三四岁的都不放过，甚至他们死前都遭到凌虐。但是阿根廷的军人逮捕了怀孕妇女之后，为动物行为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他们会让那些女性活命，直到生产之后，才开枪射击她们的头部，孩子则由没有子女的军人收养。
人类由猿类演化而来后，越来越依赖狩猎果腹。但是，我们的居住社群越来越大，社群成员的合作成为社群存亡的关键。于是人类演化出抑制杀戮冲动的本能。人类在漫长的演化史上，所使用武器的有效范围都不远，适于近战，因此只要我们“不忍”下手杀害面前的敌人，就足以维系社群。而使用现代武器时只需要按按钮，我们不必看见敌人的面孔，这个过程根本不会触动先前演化出来的抑制机制。于是，技术解放了人类的杀戮冲动（本能），劳心者（而非劳力者——“黑手”）策划／执行的“灭族屠杀”就登场了，纳粹在奥斯威辛和特雷布林卡集中营集体处决犹太人、盟军轰炸德国德累斯顿、美国在广岛投掷原子弹，都是著名的例子。
根据这种二分法，“灭族屠杀”是可以接受的，无论这种二分法是遗传的动物本能，或是人类独有的伦理准则。我们在童年已习得自己的任意二分法判准，将人分成两种：一种必须尊敬，一种不妨轻蔑。
今天的灭族屠杀者如何从伦理冲突中脱身呢？他们寻求的三种让灭族屠杀看起来合理的办法，全是同一个心理旋律的变奏：责怪被害人。
美国白人眼中，印第安人好战、凶暴，即使对“自己人”（其他的印第安部落）也不例外，他们还精于伏击，天性反复。印第安人以野蛮著称，尤其是他们独特的折磨俘虏的方式，以及剥敌人头皮的作风。他们人数少，是过着游牧生活的猎人，特别喜欢猎野牛。
北美洲印第安人在西方人登陆之前，人口究竟有多少，学者的估计因人而异。最近提出的合理数字是1 800万——美国白人人口在1840年才达到这个数字。虽然美国有些印第安人是半游牧的猎人，也不实行农耕，但美国境内的印第安人大多数以农业为生计，形成了定居的村落。疾病很可能是消灭印第安人的主凶，但是有些疾病是白人故意传播的，而且大量没死于疾病的印第安人可能死于白人更直接的手段。1916年，最后一位原始印第安人（雅希族的伊希，图16—7）去世。而消灭这个部落的白人以坦白的笔触、毫无愧怍的口吻，叙述了当年的“杰作”，这些回忆录直到1923年仍能出版。
美国人重写历史，就像许多现代族群一样，以此化解“灭族屠杀”与“普遍伦理”之间的冲突。解决方案是：以自卫为口实，推翻伦理原则，并将受难者视为野兽。
心理分析家研究过灭族屠杀的目击者（例如纳粹犹太人集中营的幸存者），把灭族屠杀对他们的心理影响描述为“心理麻木”。要是亲密的友人或亲戚（因为自然因素）过世了，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感受到强烈又持久的心痛。要是一个人被迫眼睁睁地看着许多亲密友人与亲戚遭到残杀呢？我们根本就无法想象那种无数倍增的心灵创痛。对幸存者而言，从前固有的信仰系统动摇了，因为他们见识过的残暴在那个系统中是禁止的；他们感到羞耻——他们必然毫无价值，才会被挑选出来经历那些残酷的事；他们也因幸存而内疚，因为同伴都死了。就像强烈的肉体痛苦会使我们麻木一样，强烈的心灵痛楚也会使心理麻木：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既可存活又不发疯。对我而言，我见识过这些反应，因为我有一位亲戚在纳粹犹太人集中营待过两年，后来有好几十年，他根本就无法哭泣。
至于杀人者的反应，那些相信“二元”伦理准则、认为“他们”与“我们”有别的人，也许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骄傲；但是受过普遍伦理熏陶的人，也许会与幸存者一样地麻木，而罪恶感只会加重麻木的程度。在越南服役过的美国人约有几十万，他们也感受到这种麻木。甚至灭族屠杀者的后代——他们没有个人责任，都可能感受到一种集体的罪恶感，这是界定灭族屠杀的受难者集体标签的镜像。为了减轻罪恶感，这些后代往往改写历史：请看看现代美国人的反应，或者那位否认白人消灭塔斯马尼亚土著的澳大利亚女士及其他的现代澳大利亚人。
美国精神病学家罗伯特·杰伊·利夫顿的经验或许值得读者参考。他对极端情境的幸存者很有经验，可是后来在他访问广岛核爆炸的幸存者时，他的反应却是：“……现在，别说‘原子弹问题’了，我遭遇的都是坐在我面前的人经历过的残酷细节。我发现，先前几次访谈完成后，每次我都感到震惊莫名，感情枯竭。但是，很快——其实也就几天，我注意到我的反应改变了。我聆听的是对同样的恐怖经验的描述，但是它们对我的影响减轻了。这个经验演示了‘心灵关闭’的作用，这是我无法忘怀的。我们会发现，这是核爆炸经验共有的特征……”
另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是现代旅行、电视与照片使我们能够看清万里之外的其他族群是跟我们一样的人。尽管我们谴责20世纪的技术，但它也模糊了“他们”与“我们”之别——正是这种区别使灭族屠杀成为可能。
卡里尼加为情势所迫，成了灭族屠杀的凶手，这种潜能人人都有。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社会之间与社会内部的冲突更为尖锐，人类相互厮杀的欲望升高，也有更多的精良武器可用。听灭族屠杀亲历者的讲述，是难以忍受的痛苦经验。但是，如果我们继续拒绝面对它、了解它，那么总有一天会轮到我们当凶手或者受难者。
第五部分 日中则昃
物种灭绝方面，仍然给了我们许多有启发性的例子。几乎所有已知的例子，都有两个成分。第一，例子中都有（一种或多种）物种进入了从来没有到过的环境，那里原先的物种是入侵物种的猎物，可是却不知如何应付新出现的猎食兽。一旦生态系中尘埃落定，就会达到一个新的平衡，新发现的猎物中也许就有一些绝种了。第二，在新环境中灭绝其他物种的猎食兽，都是所谓的“转辙猎食者”，不只依赖一种猎物为生。虽然这类猎食兽灭绝了一些猎物物种，但是它们能够“与‘食’变化”，以其他物种为生。
因此，每一次人类侵入一个先前没有居住过的地方，都会引发一波生物灭绝。渡渡鸟已经成为“绝种”的同义词，它是印度洋中毛里求斯岛上的“原住民”。
“生态自杀”的例子，当然不止上述两个，其共同的特点是：原先控制族群数量的机制突然“消失”了。驯鹿与兔子的数量，通常受猎食者的制衡，而驯鹿在大陆上，可以迁徙，让被啃食过的“牧场”休养生息。但是圣马太岛与利相斯基岛都没有猎食者，迁徙又不可能，所以动物的繁殖与进食都没有受到制衡。
除了“黄金时代”观点被大灭绝抹黑了，我们还发现：有一些小岛上的人类族群也无法持续发展下去，虽然较大的族群还没有遭受同样命运的例子，可是许多大族群已经破坏了他们的资源，濒于经济崩溃的边缘。最明确的例子，来自孤立的文化，例如复活节岛与阿纳萨齐文明。但是环境因素也驱动了西方文明的主要转折，包括中东、希腊、罗马霸权的相继崩溃。因此滥用环境资源、走上自毁之路，不是现代人发明的戏码，而是人类史上源远流长的原动力。
第17章 天人合一的迷思与理念
我的族人认为：地球上每个地方都是神圣的。每一根闪亮的松针、每一片沙滩、黑暗的森林中每一片薄雾、每一只嗡嗡的昆虫，在我族人的记忆与经验中，都是神圣的。……白人 ……是夜里来的陌生人，从土地上攫取任何他需要的东西。地球不是他的兄弟，而是敌人……继续污染你的床，迟早有一天夜里，你会在自己的废物中窒息。
——1855年美国印第安人杜瓦米什部落西雅图酋长写给美国总统皮尔斯的信
我和我大多数同事（环保主义者），都有浓郁的怀旧心情，人类在许多方面都会将过去视为“黄金时代”，环保也不例外。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卢梭是这种观点的著名倡导者，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细数了随处可见的人类悲惨、不幸的情境，认为从“黄金时代”到现代的历史，是个退化的过程。
因此，现在已经很清楚了：毛利人消灭了恐鸟，手段至少有三种，一是直接猎杀，二是偷卵，三是可能破坏了恐鸟的生境。到过新西兰的人，一定会觉得这个结论难以置信。你见过新西兰峡湾国家公园的旅游海报吗？那里的深谷，壁立1万英尺，年降雨量400英寸，冬季漫长又严酷。在那里，即使是今天的职业猎人，配备望远镜、来复枪、搭乘直升机，也无法控制山区的鹿群数量。那么，住在新西兰南岛与史都华岛的上千个毛利人，手上只有石斧、木棒，又无交通工具，能把恐鸟灭绝了？
举例来说，1962年老鼠终于登上了新西兰大南角岛，3年内就把8种鸟、一种蝙蝠消灭了，或令其数量锐减。难怪许多新西兰土著动物，今天只能在没有老鼠的离岛见到。
那些问题中，第一个已经有答案了，复活节岛土著告诉挪威考古学家索尔·海尔达尔：他们的祖先用圆木当滚轮运输石像，再以圆木作杠杆，竖立石像。后来考古学与古生物学研究，解答了其他问题，同时，也揭露了复活节岛阴暗的人文史。波利尼西亚人大约在400年定居复活节岛，那时候岛上有森林覆盖，可是岛民为了农耕、造筏（捕鱼）、运输（石像）等理由，逐渐毁掉了森林。到了1500年，岛上人口达7 000人（平均每平方英里50多人），石像已经雕了1 000个，其中至少324个已经竖立起来。但是，森林消失了，一棵树都不剩。
当初一个郁郁葱茏的海岛——支撑了一个壮观的人类文明——逐渐退化成我们见到的“复活节岛”：贫瘠的草地，散布着倾倒的石像，能养活的人口不到当初的1/3。
他们的方法依赖一类叫作“林鼠”的小型啮齿类动物。林鼠是北美落基山地区的土著动物，会四处搜集植物和其他东西筑巢，一住50~100年，然后才放弃。由于位于沙漠中，林鼠放弃的巢都保存得不错。因此林鼠筑巢用的植物可以鉴定，筑巢的年代也可以用碳十四测年法来测定。这么一来，每个巢都可当作当地植被的“时间胶囊”。
第一个权力与创新中心是在中东，许多关键的发展都是在那里发生的：农业、动物养殖、书写系统、集权国家、战车等。虽然有几个国家轮流称霸——亚述、巴比伦、波斯，以及埃及或土耳其，但是都在中东或接近中东的地方。
“老鼠巢”又立了大功。虽然中东没有北美洲那种林鼠，但是有岩狸，它们有兔子那么大，长得像土拨鼠，令人惊讶的是，它不是啮齿类，它最亲近的亲戚是象。岩狸也会建造林鼠的那种巢。
小规模的平权社会，只要存活够久，往往有机会演化出环保措施，因为他们有时间认识环境，明白自己的利益在哪里。另外，最可能破坏环境的族群，往往是移居新环境的族群（例如最早的毛利人、最初登陆复活节岛的波利尼西亚人）；或者一直有“边疆”开拓的族群——他们有恃无恐，把一个地方搞砸了，就“越界”探索新环境（例如最初进入新大陆的印第安人）。
我们从这些最近的考古发现，能学到什么实用的教训吗？考古学往往被视为没有社会价值的学科，所以一旦预算吃紧，就成为第一波被开刀的对象。事实上，考古学研究是政府官员最好的顾问，“物美价廉”。走遍全世界，可以发现到处都在进行开发、建设，有的可能对环境造成不可挽回的冲击，过去的社会也那么干过，只不过规模较小而已。用实验的方式确定哪一种开发方案对环境的冲击最小，我们负担不起。雇用考古学家，评估古代社会的方案，以古证今，确保我们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也许是最省钱的做法。
过去，仍然是“黄金时代”，特色是“无知”；现在，是“铁器时代”，一厢情愿地视而不见。
第18章 哺乳类大灭绝：新世界的故事
但是我必须提醒诸位，的确有许多人宣布他们找到了更早的美洲人，这样的报告不下几十个。但是他们的发现，至少可以说大部分禁不起严格的考验，例如用来测定碳十四年代的标本受过污染，因此产生比较古老的年代；或者用来测定碳十四年代的标本，与人类遗留物没有关联；或者自然形成的物品被当作人工制品。其中两个最有说服力的遗址，一个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梅多克罗夫特，年代在1.6万年前，另一个在智利维德山，年代至少有1.3万年。
海恩斯指出过：克洛维斯猎人并没有充分利用猎到的猛犸象——猛犸象的尸体并没有完全肢解，表示他们挑食又浪费。猎场丰饶、有恃无恐的猎人，才敢那么奢侈。他们出猎，有时可能不是为了果腹，而是为了象牙、皮毛，甚至只是彰显男子气概罢了。现代人猎杀海豹与鲸鱼，也是为了它们的脂肪或皮毛，至于肉呢，任其腐烂。
第19章 更大的危机：生态
核毁灭的风险与环境毁灭的风险，是两个十分迫切的问题，今天人类必须面对和筹划解决方案。与这两朵乌云比较起来，我们平时对癌症、艾滋病与减肥着魔似的关切，就未免太小儿科了，因为那些问题不会威胁全人类的生存。要是核危机与环境危机不发生，我们会有许多时间去解决癌症之类的琐事。要是我们不能防止那两个危机，癌症有没有治疗的办法，也不重要了。
马来西亚面临的“人类压力”，在热带地区有代表性。鱼类也可代表鸟类以外的生物——科学界对它们从来就不热心。马来西亚已经丧失了（或几乎丧失）一半淡水鱼种，因此，以这个数字估计热带地区主要生物群——植物、无脊椎动物、鸟类以外的脊椎动物的灭绝比例，大概八九不离十。
每一物种都依赖别的物种：所依赖之物种或为食物，或为生境。因此物种与物种相系，好似不断分枝出去的骨牌行列。一行骨牌只要推倒一片，就会使其他的一些也倒下；同样地，灭绝一个物种可能使其他一些物种遭殃，那些物种灭绝后又会导致一些其他物种灭绝。这第四个灭绝机制，可描述为涟漪效应。自然界的物种太多，彼此间又形成复杂的关联，因此无法预见涟漪效应怎样发生。
到了21世纪中叶，这10年来（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婴儿已经60岁了，现生物种大概会有一半灭绝，或者濒临绝种，都是过度猎杀、引入新种、破坏生境、涟漪效应四个机制的杰作。我与今天的许多父母一样，经常在想：怎样将我成长、生活的世界描述给我的孩子听，因为他们见不到那个世界了。等到他们长大，可以跟我一起到我工作过25年的新几内亚——这个世界的生物宝藏调查——那里东部高地的森林已经被砍光了。
核毁灭必然带来大灾难，但是现在尚未发生，将来可能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环境毁灭同样会带来大灾难，不过它与核毁灭不同，它是现在进行时——已经上路了。
跋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我提到过许多理由，足以让人们对人类前途，报以同样嘲讽、激愤的态度，但是我却认为：我们的处境，并不是毫无希望。我们的问题，全是自己造成的，解铃还须系铃人，因此解决那些问题，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尽管我们的语言、艺术、农业并不独特，但我们能学习前人（时间）与别人（空间）的经验教训，这个本领使我们成为动物界独一无二的物种。让人心怀希望的迹象中，有许多实际、广受讨论的政策，只要实行就能避免灾难，例如：限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以及许多其他的环保措施。许多政府为了解决某些问题，已经依据这些明白可行的方案草拟对策。
理想靠人而利益能长久
所有这些措施，并不源自理想主义，而是冷血算计，正确地认识印度尼西亚的自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