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代会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讲用是指讲自己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
假如我说自己洁身自好，没干过这种事，你一定不相信，所以我决定不争辩。
照他看来，写书应该能教育人民，提升人的灵魂。这真是金玉良言。但是在这世界上的一切人之中，我最希望予以提升的一个，就是我自己。这话很卑鄙，很自私，也很诚实。
大的痛苦莫过于总有人想要用种种理由消灭幸福所需要的参差多态。这些人想要这样做，最重要的理由是道德；说得更确切些，是出于功利方面的考虑。
有些人认为，人应该充满境界高尚的思想，去掉格调低下的思想。这种说法听上去美妙，却使我感到莫大的恐慌。因为高尚的思想和低下的思想的总和就是我自己；倘若去掉一部分，我是谁就成了问题。假设有某君思想高尚，我是十分敬佩的；可是如果你因此想把我的脑子挖出来扔掉，换上他的，我绝不肯，除非你能够证明我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人既然活着，就有权保证他思想的连续性，到死方休。更何况那些高尚和低下完全是以他们自己的立场来度量的，
所以，质朴的人们假如能把自己理解不了的事情看做是与己无关的事，那就好了。
我国知识分子在讨论社会问题时，常说的一件事就是别人太无知。举例言之，我在海外求学时，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了一篇文章，说现在大学生水平太低，连“郭鲁茅巴”都不知道，我登时就如吃了一闷棍。我想这是个蒙古人，不知为什么我该知道他。想到了半夜才想出来，原来他是郭沫若、鲁迅、茅盾、巴金四位先生。一般来说，知识的多寡是个客观的标准，但把自编的黑话也列入知识的范畴，就难说有多客观了。
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我认为，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
无疑根绝了讲任何道理的可能性。因为狂信，人就不想讲理。我个人以为，无理可讲比尸横遍野更糟；而且，只要到了无理可讲的地步，肯定也要尸横遍野，“文化革命”里就死人不少，还造成了全民知识水平的大倒退。
附和者日众
不计成败利钝地追求客观真理，这该是种美德吧？
该得出第二个结论：花刺子模的信使早晚要变得滑头起来，这是因为人对自己的处境有适应能力。以我和李银河为例，现在就再不研究同性恋问题了。
假设有真的学术和艺术存在的话，在人变得滑头时它会离人世远去，等到过了那一阵子，人们又可以把它召唤回来——此种事件叫做“文艺复兴”。
从理性和乐观两样东西里选择理性颇不容易。理性就像贞操，失去了就不会再有；只要碰上了开心的事，乐观还会回来的。不过这一点很少有人注意到。从逻辑上说，从一个错误的前提什么都能推出来；从实际上看，一个扯谎的人什么都能编出来。所以假如你失去了理性，就会遇到大量令人诧异的新鲜事物，从此迷失在万花筒里，直到碰上了钉子。
我认为，一个人快乐或悲伤，只要不是装出来的，就必有其道理。你可以去分享他的快乐，同情他的悲伤，却不可以命令他怎样怎样，因为这是违背人类的天性的。
真理直率无比，坚硬无比，但凡有一点柔顺，也算不了真理。
那就是人活在世界上，不可以有偏差；而且多少要费点劲儿，才能把自己保持在理性的轨道上。 跳出手掌心 近来读了C.P.
知识不神圣——我们用的字眼是：真实、可信、完美；
尤其是国产电影，也有类似的危险。这种危险表现在两个方面：看了好电影不觉得好，你就不够好；看了坏电影不觉得坏，你就成了坏蛋。
唯独在文化界，赌的是人品、爱国心、羞耻心。照我看来，这有点像赌命，甚至比赌命还严重。
我以为自己的审美情趣、文化修养在经受挑战，这方面的反对意见就如飞来的子弹，不能使我惧怕；而道德方面的非难就如飞来的粪便那样使我胆寒。我
伦理道德的论域也和其他论域一样，你也需要先明白有关事实才能下结论，而并非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只要你是个好人，或者说，站对了立场，一切都可以不言自明。不管你学物理也好，学数学也罢，都得想破了脑袋，才能得到一点成绩；假设有一个领域，你在其中想都不用想就能得到大批的成绩，那倒是很开心的事。
人生活在一种文化的影响之中，他就有批判这种文化的权利。我对自己所在的文化有所批评，这是因为我生活在此地，我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之下，所以有批判它的权利。
罗素先生就说，他赞成不计成败利钝地追求客观真理
我们中国人是全世界、也是全宇宙最聪明的人。一种如此聪明的人，除了教育别人，简直就无事可干。
傻大姐是个知识的放大器，学点东西极苦，学成以后极乐。某些国人对待国学的态度与傻大姐相近。
中国的人文学者弄点学问，就如大山临盆一样壮烈。当然，我说的不只现在，而且有过去，还有未来。
无序，要靠中华文化来重建全球新秩序。诚然，这世界是有某种可能变得无序——它还有可能被某个小行星撞了呢——然后要靠东方文化来拯救。哪一种可能都是存在的，但是你总想让别人倒霉干啥？无非是要满足你的救世情结嘛。假如天下真的在“倒悬”中，你去解救，是好样的；现在还是正着的，非要在想象中把人家倒挂起来，以便解救之，这就是意淫。
我认为中国文化对于物质生活的困苦，提倡了一种消极忍耐的态度，不提倡用脑子想，提倡用肩膀扛；结果不但是人，连驴和猪都深受其害。
在西方人看来，人所受的苦和累可以减少，这是一切的基础。假设某人作出一份牺牲，可以给自己或他人带来很多幸福，这就是崇高——
谈崇高的问题。就七十年代这个例子来说，我认为崇高有两种：一种是当时的崇高，领导上号召我们到农村去吃苦，说这是一种光荣。还有一种崇高是现在的崇高，忍受了这些痛苦、作出了自我牺牲之后，我们自己觉得这是崇高的。
假如人生活在一种无力改变的痛苦之中，就会转而爱上这种痛苦，把它视为一种快乐，以便使自己好过一些。对这个道理稍加推广，就会想到：人是一种会自己骗自己的动物。我们吃了很多无益的苦，虚掷了不少年华，所以有人就想说，这种经历是崇高的。
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人行忠孝节义，就能得忠臣孝子节妇义士的美名，这种美名刺激你更去行忠孝节义，循环往复，最后你连自己在干什么都搞不清。
领导上因此开了一个会，把它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
对此，我的解释是，诸葛亮他老人家南征，可不是一个人去的，还带了好多的兵，砍树用的刀斧也可以用来砍人，砍树这件事说明他手下的人手够用，刀斧也够用。当地人明白了这个意思，就怕了诸葛先生。
只见他老脸涨得通红，不住地期期艾艾，豆大的汗珠滚滚而下，但最后还是没把这句话憋出来，说出来的是：鸡巴哩，地可不是这么一种种法嘛！
至于我们的班长，也是这样想的，只是没有林妹妹那样伶牙俐齿。也不知为什么，时髦话语使他异常害臊，拼了命也讲不出口，讲出的总是些带×的话。这就使全体男知青爱上了他。
当年那些时髦话语都表达了一个意思，那就是对权力的忠顺态度——这算不上什么秘密，那个年月提倡的就是忠字当头。但是同样的话，有人讲起来觉得害臊，有人讲起来却不觉得害臊，这就有点深奥。害臊的人不见得不忠、不顺，就以我们班长而论，他其实是个最忠最顺的人，但这种忠顺是他内心深处的感情，实际上是一种阴性的态度，不光是忠顺，还有爱，所以不乐意很直露地不惧肉麻地当众披露。我们班长的忠顺表现在他乐意干活，把地种好，但让他在大庭广众中说这些话，就是强人所难。
有一次我在集上买东西，买的是一位傣族老大娘的菠萝蜜。需要说明的是，当地人以为知青都很有钱，同样一件东西，卖给我们要贵三倍，所以我们的买法是趁卖主不注意，扔下合理的价钱，把想买的东西抱走。有人把这种买法叫做偷，
总的来说，人要想受罪，实在很容易，在家里也可以拿头往门框上碰。既然痛苦是这样简便易寻，所以似乎用不着特别去体验。
人活在世界上，需要这样的经历：做成了一件事，又做成一件事，逐渐地对自己要做的事有了把握。
人经不起恭维。越是天真、朴实的人，听到一种于己有利的说法，证明自己身上有种种优越的素质，是人类中最优越的部分，就越会不知东西南北，撒起癔症来。
时隔二十多年，我也读了一些书，从书本知识和亲身经历之中，我得到了这样一种结论：自打孔孟到如今，我们这个社会里只有两种人。一种编写生活的脚本，另一种去演出这些脚本。前一种人是古代的圣贤，七十年代的政工干部；后一种包括古代的老百姓和近代的知青。所谓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这个意思吧。
不能够只讲崇高，不讲道理
他们的理论虽然崇高，但却无视多数人的利益；这种偏执还得到官方的奖励，
当年我在老家插队时，共有两种选择：一种朴实的想法是在村里苦挨下去，将来成为一位可敬的父老乡亲；一种狡猾的想法就是从村里混出去，自己不当父老乡亲，反过来歌颂父老乡亲。
对我来说，好就是好，坏就是坏，这个逻辑很够用。人生在世，会遇到一些好事，还会遇上些坏事。好事我承受得起，坏事也承受得住。就这样坦荡荡做个寻常人也不坏。
真正的伦理原则把人人同等看待。我以为这个原则是说，当语及他人时，首先该把他当个寻常人，然后再论他的善恶是非。这不是尊重他，而是尊重“那人”，从最深的意义上说，更是尊重自己——所有的人毕竟属同一物种。人的成就、过失、美德和陋习，都不该用他的特殊来解释。You are special，这句话只适于对爱人讲。假如不是这么用，也很肉麻。
没有科学知识的人比有科学知识的人更容易犯错误；但没有艺术修养的人就没有这个缺点，他还有容易满足的好处。
我们应该像商人一样，严守诚实原则，反对不正当的竞争。让我的想法和作品成为嚣嚣尘世上的正宗，这个念头我没有，也不敢有。
至于看到人家交尾，就义愤填膺，扑过去给以惩戒——它不会这么没气量。这是因为，蚂蚱不交尾，就没有小蚂蚱；没有小蚂蚱，癞蛤蟆就会饿死
就如《红楼梦》说饮茶：一杯为品，二杯是解渴的蠢物，三杯就是饮驴了。当然，不管是品还是饮驴，都不过是物质存在的方式而已，在这个方面，没有高低之分……
假如你遇到一种可疑的说法，这种说法对自己又过于有利，这种说法准不对，因为它是编出来自己骗自己的。
任何一门艺术只有从作品里才能看到——套昆德拉的话说，
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逻辑是：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多的障碍，真他妈的有意思。
对于“礼”和“色”，大致可以有三到四种不同的说法：其一，它们是不同质的东西，没有可比性；其二，礼重色轻，但是它们没有共同的度量；最后是有这种度量，礼比色重若干，或者一单位的礼相当于若干单位的色。以
要使一个社会中一流的作者去写色情文学，必须有极严酷的社会环境和最不正常的性心理。在这种情况下，色情文学是对假正经的反击。
我原是学理科的，学理科的不承认有牢不可破的囚笼，更不信有摆不脱的噩梦；人生唯一的不幸就是自己的无能。举例来说，对数学家来说，只要他能证明费尔马定理，就可以获得全球数学家的崇敬，自己也可以得到极大的快感，问题在于你证不出来。物理学家发明了常温核聚变的方法，也可马上体验幸福的感觉，但你也发明不出来。由此就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努力去做事，拼命地想问题，这才是自己的救星。
想谈谈反讽——照我看，任何一个文明都该容许反讽的存在，这是一种解毒剂，可以防止人把事情干到没滋没味的程度。
直到今天，你在美国逛书店，假如看到书架上钉块牌子，上书“维多利亚时期”，架子上放的准不是假正经，而是真色情……
我总觉得文学的使命就是制止整个社会变得无趣
成了老太太的尿盆——挨呲儿的货
我家乡有句歇后语：长虫戴草帽，混充细高挑——老家人以为细高挑是种极美丽的身材，连长虫也来冒充。
作家可以在两个方面表现这种差异：其一是文体，傅雷、汝龙、王道乾，这些优秀翻译家都是文体大师。谁要想解构就去解好了，反正那样的文章你写不出来。其二是想象力，像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尤瑟纳尔的《东方奇观》，里面充满了天外飞龙般的想象力，这可是个硬指标，而且和哲学、人类学、社会学都不搭界。捏不动的硬柿子还有一些，比方说，马克·吐温的幽默。在所有的柿子里，最硬的是莎翁，从文字到故事都无与伦比。
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四十多岁，秃顶，腆着个大肚子（这就是他老兄当年的形象），这就是性感的标志啊。我也有同样感慨：原来“傻瓜”、“想知道又不敢问的事情”，这就是高深的学问啊。
美国，教会、军队，还有社会的上层人物，受宗教和等级观念制约，时常犯有假正经的毛病，所以就成为嘲讽的对象。
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北京的街道工厂当工人，经常看电影，从没花钱买过电影票，都是上面发票。从理论上说，电影票是工会买的。但工会的钱又从哪里来？我们每月只交五分钱的会费。这些钱归根结底是国家出的。严格地说，当时的电影没有票房价值，国家出钱养电影。
我真有点佩服美国片商炮制俗套时那种恬不知耻的劲头。
好东西翻炒几道才成了俗套，文化垃圾恰恰是精品的碎片。
作家纳博科夫曾说，一流的读者不是天生的，他是培养出来的。
说到国产片的现状，应该把编导对观众的培养考虑在内。
这只是一时一地的困境，而艺术是永恒的。此时此地，讲这些就如疯话一般。但我偏还觉得自己是一本正经的。
比方说，《星际大战》，那是一部现代童话片。细心的观众从里面可以看出白雪公主和侠盗罗宾汉等一大批熟悉的身影。再比方说，《侏罗纪公园》。那根本就是部恐怖片。所谓科幻，无非是把时间放在未来的一种题材罢了。
狒狒在低等猴类面前也该感到惭愧，因为它也被异化了。这样说来说去，所有的动物都该感到惭愧，只有最原始的三叶虫和有关批判文章的作者例外。
我希望艺术家都长着一颗奔腾的心，锐意进取。
最后只剩下了“三战一哈”还能演。三战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大多不是文艺片，是军事教育片。
有一个流行于七十年代的顺口溜，对各国电影做出了概括：朝鲜电影，又哭又笑；日本电影，内部卖票；罗马尼亚电影，莫名其妙；中国电影，《新闻简报》。
我们这代人，在猜疑的年代长大，难免会落下毛病，想从鸡蛋里挑出骨头，这样才显出自己能来
我认为，现在中国人里有两种不同的欣赏趣味。一种是旧的，在传统社会和传统戏剧影响下形成的，那就是只喜欢重温旧的东西；另一种是新的，受现代影视影响形成的，只喜欢欣赏新东西。
苛刻地评论人家，还想被原谅，显得太虚伪。
毛姆是这样评论侦探小说的：此类小说自爱伦·坡以来，人才辈出，培养出一大批狡猾的观众，也把自己推入了难堪之境。举例来说，一旦侦探小说里出现一位和蔼可亲、与世无争的老先生时，狡猾的观众们就马上指出：杀人的凶手就是他！
依我之见，文化有两方面的内容：一种是各种书本知识，这种文化我老婆是有的，所以她知道什么是太监。另一种是各种暖昧的共识，以及各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精妙气氛，一切尽在不言中
大家都是有文化的。就是我老婆，像个直肠子驴一样吼了出来：大刀片子不够性感！大刀片子是差了点意思，你就不能将就点吗？这一嗓子把整个电影院的文化气氛扫荡了个干净。所有的人都把异样的目光投向我们，我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但没有找到。最近，她又闹着要我和她去看《红樱桃》。我就是不去，在家里好好活着，有什么不好，非要到电影院里去找死……这些电影利用了观众的暖昧心理，确实很成功。
任何社会里都有弱势群体，比方说，小孩子、低智人——顺便说一句，孩子本非弱势，但在父母心中就弱势得很。以笔者为例，是一绝顶聪明的雄壮大汉，我妈称呼我时却总要冠个傻字——社会对弱势人群当有同情之心。文明国家各种福利事业，都是为此而设。但我总觉得，科学、艺术不属福利事业，不应以关怀弱势群体为主旨。这样关怀下去没个底。
电脑是买来用的，每天闹一次，这种破烂我们要它有何用处？相比之下，我发现大家对电视比电脑宽容得多。
我看了以后有点嫉妒，因为他们太年轻了。青年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勇气，和他们的远大前程。
真古迹使人留恋之处，在于它历经沧桑直至如今，在它身边生活，你才会觉得历史至今还活着。要是可以随意翻盖，那就会把历史当做可以随意捏造的东西，一个人尽可夫的娼妇；这两种感觉真是大不相同。
人们对时事做出价值评判时，总是从两个独立的方面来进行：一个方面是国家或者社会的尊严，这像是时事的经线；另一个方面是个人的尊严，这像是时事的纬线。
罗素说，中国文化里只重家族内的私德，不重社会的公德公益，这一点造成了很要命的景象。费孝通说，中国社会里有所谓“差序格局”，与己关系近的就关心，关系远的就不关心或少关心；结果有些事从来就没人关心。
从字面上看，绅士（gentleman）是指温文有礼之人，其实远不止此。绅士要保持个人的荣誉和尊严，甚至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专业户。坦白地说，他们有点狂傲自大。但也有一种好处：真正的绅士决不在危险面前止步。
知道洋鬼子怎样想问题：一个人住在某处，对周围的一切既有权利，也有义务。
但我确实感到了，假如别人都不尊重我，我也没法尊重别人。假如所有的人都一直斜眼看我，粗声粗气地说我，那我的确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不过，回到家里，洗个热水澡，换上干净衣服，我心情又好了。有个住的地方，就有这点好处。
我以为，假如一个人在生活条件和人际关系上都能感到做人的尊严，他就按一个有尊严的人的标准来行事，像个君子。假如相反，他难免按无尊严人的方式行事，做出些小人的行径。
生活方式像一个曲折漫长的故事，或者像一座使人迷失的迷宫。很不幸的是，任何一种负面的生活都能产生很多乱七八糟的细节，使它变得蛮有趣的；人就在这种趣味中沉沦下去，从根本上忘记了这种生活需要改进。
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这些梦想不见得都是伟大事业的起点。鲁迅先生的杂文里提到有这样的人，他梦想的最高境界是在雪天，呕上半口血，由丫鬟扶着，懒懒地到院子里去看梅花。
梦想虽不见得都是伟大事业的起点，但每种伟大的事业必定源于一种梦想——我对这件事很有把握
伟大一族不是空想家，不是只会从众起哄的狂热分子，更不是连事情还没弄清就热血沸腾的青年。他们相信，任何美好的梦想都有可能成真——换言之，不能成真的梦想本身就是不美好的。假如事情没做成，那是做得不得法；假如做成了，却不美好，倒像是一场噩梦，那是因为从开始就想得不对头。不管结局是怎样，这条路总是存在的——必须准备梦想，准备为梦想工作。
看过《乌托邦》的人一定记得，这个规定是：在结婚之前，应该脱光了身子让对方看一看，以防身上暗藏了什么毛病。
我写作的起因就是：既然这世界上有趣的书是有限的，我何不去试着写几本——至于我写成了还是没写成，这是另一个问题，我很愿意就这后一个问题进行讨论，但很不愿有人就头一个问题来和我商榷。
我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了。以此为契机，我的生活里出现了无数千奇百怪的事情，故而我相信这些事全都出自一个错误的前提。
真正有出息的人是对名人感兴趣的东西感兴趣，并且在那上面做出成就，而不是仅仅对名人感兴趣。
编寓言的人还编出一个寓意，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考虑到驴的惨状，真不知是何心肝。我的寓意却是：“闭上你的臭嘴，让别人走路。”
我到美国的公墓里看过，发现他们的墓碑上只写两件事：一是生卒年月，二是某年至某年服兵役；这就是说，他们以为人的一生只有这两件事值得记述：这位上帝的子民曾经来到尘世，以及这位公民曾去为国尽忠，写别的都是多余的，我觉得这种想法比较质朴……
人从工作中可以得到乐趣，这是一种巨大的好处。相比之下，从金钱、权力、生育子女方面可以得到的快乐，总要受到制约。
罗素先生曾言，对人来说，不加检点的生活，确实不值得一过。我同意他的意见：不加检点的生活，属于不能接受的生活之一种。人必须过他可以接受的生活，这恰恰是他改变一切的动力。人有了心胸，就可以用它来改变自己的生活
我们曾经经历过乌托邦鼓舞出的蓬勃朝气，只可惜那是一种特殊的愚蠢而已。
但我以为这样的事还不算冤，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比他还要冤。事实上社会要求每个严肃作家、专业作者把自己的读者想象成16岁的男孩子，而且这些男孩似乎还是不求上进、随时要学坏的那一种。
就是我们国家的出版事业必须就低不就高，一本书能不能出，并不取决于它将有众多的有艺术鉴赏力或者有专业知识的读者，这本书应该对他们有益，而是取决于社会上存在着一些没有鉴赏力或没有专业知识的读者，这本书不能对他们有害。
有人会争辩说，孩子是我们的未来，应该为他们作牺牲。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牺牲的代价是让成人也变成孩子。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未来。
万历十五年是今日之鉴，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之鉴，我希望他们读过此书之后，收拾起胸中的狂妄之气，在书斋里发现粗浅原则的热情会有所降低，把这些原则套在国家头上的热情也会降低。少了一些造罐子的，大家的日子就会好过了。
我认识几位华裔教授，常回大陆，再回到美利坚，说起大陆服务态度之坏，就扼腕叹息道：再也不回去了。隔了半年，又见他打点行装。问起来时，他却说：骂人的京片子也是很好听的呀！他们还说：骂人的小姐虽然粗鲁，人却不坏，既诚实又正直，不会看人下菜碟，专拍有钱人马屁——这倒不是谬奖。80年代初的北京小姐，就是洛克菲勒冒犯到她，也是照骂不误：“别以为有几个臭钱就能在我这儿起腻，惹急了我他妈的拿大嘴巴子贴你！”
正如其他女权主义门派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向社会寻求保障的同时，也就承认了自己是弱者，这是一个不小的失策。
我以为这种差异本身是美好的。别人也许不同意，但我以为，见到一种差异，就以为这里有优劣之分，这是一种市侩心理
一说到文化，人们就往伦理道德方面去理解。我以为这是种历史的误会。众所周知，中国文化的最大成就，乃是孔孟开创的伦理学、道德哲学。这当然是种了不得的大成果，如其不然，别人也不会承认有我们这种文化。很不幸的是，这又造成了一种误会，以为文化即伦理道德，根本就忘了文化应该是多方面的成果——这是个很大的错误
科学家和圣贤的区别在于，前者不但寻求知识，还寻求知识的证明。不幸的是，证明使知识人人可懂，他们就因此丧失了权力。
今天要引的经典是弗洛伊德。他老人家说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点歇斯底里——这真是至理名言！所谓歇斯底里，就是按不下心头一股无明火，行为失范。谁都有这种时候，但自打十年前我把弗洛伊德全集通读了一遍之后，自觉脾气好多了。
假如“大跃进”、“文化革命”这些事，不是发生在中国，而是发生在外国，该有多好。这些想法很不体面，但还不能说是有痰气。有些坏事发生在了中国，我们就说它好，有些鬼话是中国人说的，我们就说它有理，这种做法就叫做有痰气。有些年轻人把这些有痰气的想法写成书，他本人倒不见得是真有痰气，不过是哗众取宠罢了。一种普遍存在的事态比这要命得多
弗洛伊德对受虐狂的成因有这样一种解释：人若落入一种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就会把这种痛苦看做是幸福，用这种方式来寻求解脱——
人脑子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有可靠的知识，有不可靠的猜测，还有些东西纯属想入非非。这些东西各有各的用处，我相信这些用处是这样的：一个明理的人，总是把可靠的知识作为根本；也时常想想那些猜测，假如猜测可以验证，就扩大了知识的领域；最后，偶尔他也准许自己想入非非，从怪诞的想象之中，人也能得到一些启迪。当然，人有能力把可信和不可信的东西分开，不会把怪诞的想象当真
一个人在胸中抹杀可信和不可信的界限，多是因为生活中巨大的压力。走投无路的人就容易迷信，而且是什么都信（马林诺夫斯基也是这样来解释巫术的）。虽然原因让人同情，但放弃理性总是软弱的行径。
《老残游记》上说，中国有“北拳南革”两大祸患。当然，“南革”的说法是对革命者的污蔑，但“北拳”的确是中国的一大隐患。中国人——尤其是社会的下层——有迷信的传统，在社会动荡、生活有压力时，简直就是渴望迷信。此时有人来装神弄鬼，就会一哄而起，造成大的灾难。这种流行性的迷信之所以可怕，在于它会使群众变得不可理喻。
我在匹兹堡大学的老师许倬云教授曾说，中国人先把科学当做洪水猛兽，后把它当做呼风唤雨的巫术
我们知道，司法上有无罪推定一说，要认定一个人有罪，先假设他是无罪的，用证据来否定这个假设。科学上认定一个人的发现，也是从他没发现开始，用证据来说明他确实发现了。敏感的读者会发现，对于个人来说，这后一种认定，是个有罪推定。举例来说，我王某人在此声称自己最终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我当然不是认真说的），就等于把自己置于骗子的地位。直到我拿出了证明，才能脱罪。鉴于此事的严重性，我劝读者不要轻易尝试。
现在来说说科学的证明是什么。它是如此地清楚、明白、可信，绝不以权威压人，也绝不装神弄鬼。按罗素的说法，这种证明会使读者感到，假如我不信他所说的就未免太笨。
按照许倬云教授的意见，中国人在科学面前，很容易失去平常心。科学本身太过深奥，这是原因之一。民族主义是另一个原因。
因为有这种区别，所以对艺术的认识也有深浅的不同。假定你有深刻的认识，对浅薄的艺术就会视为庸俗——这正是欧洲人对美国电影的看法。
哪怕是犹太导演，对我们来说，都太浅薄。我认为，真善美是一种老旧的艺术标准；新的艺术标准是：搞出漂亮的、有技巧的、有能力的东西。批判现实主义是艺术的一支，它就不是什么真善美。王朔的东西在我看来基本属于批判现实主义，乌迪·艾伦也属这一类。这一类的艺术只有成熟和深刻的观众才能欣赏。
中国数学、中国物理和中国化学，都不用特别发明出来，老祖宗都替我们发明好了：中国物理是阴阳，中国化学是五行，中国数学是八卦。到了那时，我们又退回到中世纪去了。
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
学习文史知识目的在于“温故”，有文史修养的人生活在从过去到现代一个漫长的时间段里。学习科学知识目的在于“知新”，有科学知识的人可以预见将来，他生活在从现在到广阔无垠的未来。
说它如何使我们知道未来。打个比方来说，我上大学时，学了点计算机方面的知识，今天回想起来，都变成了老掉牙的东西。这门科学一日一变，越变越有趣，这种进步真叫人舍不得变老，更舍不得死
罗素曾经说：对于人来说，不加检点的生活，确实不值得一过
罗素曾经说：对于人来说，不加检点的生活，确实不值得一过。他的本意恰恰是劝人不要放弃求知这一善行。抱着封闭的态度来生活，活着真的没什么意思。
我个人以为，做爱做的事才是“有”，做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要做的事则是“无”。因为这个缘故，我的生活看似平淡，但也不能说是“无”。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人在年轻时，心气总是很高的，最后总要向现实投降。我刚刚过了44岁生日，在这个年龄上给自己做结论似乎还为时过早。但我总觉得，我这一生决不会向虚无投降。我会一直战斗到死。
我不相信人会有所谓“命运”，但是我相信对于任何人来说，“限度”总是存在的。再聪明再强悍的人，能够做到的事情也是有限度的。
什么叫失败？也许可以说，人去做一件事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这就是失败。 但是，那些与命运斗争的人，那些作接近自己限度的斗争的人，却天生地接近这种失败。老人到海上去，不能期望天天有鱼来咬他的钩，于是他常常失败。一个常常在进行着接近自己限度的斗争的人总是会常常失败的，一个想探索自然奥秘的人也常常会失败，一个想改革社会的人更是会常常失败。只有那些安于自己限度之内的生活的人才总是“胜利”，这种“胜利者”之所以常胜不败，只是因为他的对手是早已降伏的，或者说，他根本没有投入斗争。
正像老人每天走向大海一样，很多人每天也走向与他们的限度斗争的战场，仿佛他们要与命运一比高低似的。他们是人中的强者。
人类本身也有自己的限度，但是当人们一再把手伸到限度之外，这个限度就一天一天地扩大了。人类在与限度的斗争中成长。他们把飞船送上太空，他们也用简陋的渔具在加勒比海捕捉巨大的马林鱼。这些事情是同样伟大的。做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的人都是英雄。而那些永远不肯或不能越出自己限度的人是平庸的人。
但是《鱼王》毕竟是本了不起的书。除了给评论家提供素材，它还指出：冷与热有同等的魅力，离群索居与过原始生活有同等的魅力，空旷无际与密集生长有同等的魅力。如汤因比所云，我们生活在阳的时期。在史前阴的时期，人类散居于地球上，据有空间，也向空间学习。杀戮生命，也向生命学习。如今我们拥挤在一起，周围的生命除了人，就是可食的肉类。也许这真的值得惋惜。
拿破仑曾云：世间一切书中，我偏爱以血写成者。此话颇有道理。
日本人那种西装革履也是一种风格，但必须和五短身材、近视眼镜配起来才顺眼。咱们要装日本人，第一是一米五的身高装不出来，第二咱们为什么要装他们？所以后来衣着就随便了。
其实咱们要不是个个都有极要紧的公干，谁到你这里来受这份洋罪？痛斥了洋鬼子以后，我们也要承认，如今在世界各大城市，都有天南海北来的各种各样的人，其中国内公出的人在其中最为扎眼，和谁都不一样，有一种古怪气质，难描难画。以致在香港满街中国人中，谁都能一眼认出大陆来的表叔。这里当然有衣着的问题，能想个什么办法改变一下就好了。
北京原来也是一座无与伦比的古都，它的魅力在于城墙。在美国遇到了一位老传教士，他在中国住了很多年，一见我就问起北京的城墙。我告诉他已经拆了，他就露出一种不想活了的模样。
世界上最好的house是在奥地利的萨尔兹堡附近的山区，房东就是这么说的。
人不爱自己的家就无以为人，而家可不只是房门里那一点地方。
男孩子，所以常能在报上看到抢劫的消息。奇怪的是我们在那里留学的头两年，从来没听说过中国人遭劫。根据可靠消息，我们都在李小龙的庇护之下。这位仁兄虽然死去好几年了，但是他的功夫片仍然在演。谁都能看出李小龙的厉害之处——在银幕上开打之前，他总是怪叫一声，然后猛然飞出一腿。那些意图行劫的坏蛋看到了，就暗暗咬指道：我的妈！遇上这么一腿，手里有枪也不管用。外国人看我们，就像我们看他们一样，只能看出是黑是白是黄，细微的差别一时不能体会。所以在他们看来，我们个个都像李小龙。
奇怪的是我们在那里留学的头两年，从来没听说过中国人遭劫。根据可靠消息，我们都在李小龙的庇护之下。这位仁兄虽然死去好几年了，但是他的功夫片仍然在演。谁都能看出李小龙的厉害之处——在银幕上开打之前，他总是怪叫一声，然后猛然飞出一腿。那些意图行劫的坏蛋看到了，就暗暗咬指道：我的妈！遇上这么一腿，手里有枪也不管用。外国人看我们，就像我们看他们一样，只能看出是黑是白是黄，细微的差别一时不能体会。所以在他们看来，我们个个都像李小龙。
现在我想，人活在世界上有两大义务，一是好好做人，无愧于人生一世。这一条我还差得远。另一条是不能惯别人的臭毛病，这一条我差得更远。这一条我们都差得太远了。
理想主义的光辉已经暗淡，人类不再抱着崇高的理想，想要摘下天上的星星，而是把注意力放到了现实问题上去。当一切都趋于平淡，人类进入了哀乐中年。我们都不是历史学家，不会用这样宏观的态度来描述世界；
罗素先生曾说：真正的幸福来自于建设性的工作。人能从毁灭里得到一些快乐，但这种快乐不能和建设带来的快乐相比。只有建设的快乐才能无穷无尽，毁灭则有它的极限
生活在国内的人，对祖国的感情反倒不像海外学人表现得那么强烈。假如举行爱国主义征文比赛，国内的人倒不一定能够获奖。人生在世，就如一本打开的书；我们更希望这本书的主题始终如一，不希望它在中途改变题目——到外文化中生活，人生的主题就会改变。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生活更加真切，哪怕是变得平淡也罢，这就是我们回国的原因。这是我们的选择，不见得对别人也适用。
另一件事情发生在二十多年前，当时我是个知青，从乡下回来，凌晨赶头一班电车回家。走到胡同口，那儿有家小医院。在蒙眬的曙光里，看到好多人在医院门前排队。每个人都挎了个篮子，篮子盛着一只雄赳赳的大公鸡。当时我以为那家医院已经关了门，把房子让给了禽类加工站，这些人等着加工站的人帮他们宰鸡。谁知不是的，他们在等医院的人把鸡血抽出来，打进他们的血管里。据说打过鸡血之后，人会变得精神百倍，返老还童。排队的人还告诉我说，在所有的动物中，公鸡的精神最旺，天不亮就起来打鸣，所以注射公鸡血会有很神奇的作用
满意的只是在知识领域里的这种古怪现象：它和超声波哨子、打鸡血是同一类的东西。热起来人人都在搞，过后大家都把它忘掉。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记着这些事情，感觉很是寂寞。